“只是不知”——社会工作的精神禀赋

“只是不知!”

                    ——社会工作的精神

“Only Don’t Know!”

                         - The Spirituality of Social Work

《反映》期刊,专业救助的故事,2005年10月,第11期,39-45

Reflections: 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Helping 10/2005; 11(3):39-45.

迈克尔·桑格 博士

Michael Sanger, Ph.D.

 

作者简介

迈克尔·桑格博士是美国瓦尔多斯塔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助理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心灵及社会工作、丧失亲属的痛苦、死亡及临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社会化、混沌与复杂性理论、社会工作知识、技术及教育等诸多方面。

 

摘要:

本文叙述了作者与已故亲人灵魂沟通的亲身体验及相关研究。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认识到社会工作者、理论研究者与佛教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力求看待事物时能够“如其本然”而非“我以为然”。这一观点,是因为意识到:当我们直面世界的时候,真相就会自然浮现,进而向我们揭示这个世界的真义。

 

故事打哪儿说起呢?2005年2月28日下午1点多,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SWE)纽约会议的第三天,马基斯万豪酒店外正大雪纷飞,虽非预报中的暴风雪,但足以将百老汇与48号大街覆上一层雪泥。酒店宴会厅的一个展厅里,软木展板上钉着20多页PPT幻灯片——这是我七年研究成果的总汇。标题是醒目的大字——《当受助人与已故亲友对话时》,它探讨了社会工作者该如何面对那些感觉与已故亲友有过灵魂交流的受助人。

站在海报旁的我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自豪,但也担忧人们能否接受,毕竟这一主题有些非主流。未曾想,有不少人来观看这些幻灯片,并且和我谈起他们的已故亲友来访的经历。这也印证了本次研究的一项发现,即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健康的普通人都曾和社会工作者谈及已故亲友的来访。

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能从展板上读到我的研究发现,更重要的是还有与我交流沟通的机会。毕竟展板上的“发现”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总是感觉少了点人情味。我的论文里包括了与21位社会工作者的面对面采访,谈到他们与受助人的相处以及这些受助人所讲述的与已故亲人灵魂交流的经历。

采访过程充满着社会工作者对受助人的同情与关切,也夹杂着他们对“灵魂拜访”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模糊不清的理解。实际的采访过程非常感人,但研究报告是在采访基础上整理提炼出来的概念与主题,自然就缺少了那些感动——即面对面采访时我受到的触动以及社会工作者们所描述的与受助人分享体会时的感受。

在互动交流时,我注意到一位个子不高、相貌出众的女子。她正在阅读幻灯片的眼睛中闪烁着一种悲喜交集的神色,这使我想起那些说到与已故亲人灵魂交流经历的人们脸上同样的神情,毕竟,失去亲人的痛苦与再次得到联系的欢喜总是相互交织的。

最后,她转向我,“你怎么做到这些的?”

我告诉她整个故事。

伴随着我的讲述,她喜忧参半的表情渐渐转为热情。

“你有一种天分。”她说。

“能接受到那样的拜访才是一种天分。”

“不,”她坚持,“你有一种将理智与情感完美结合的天分。你应该把刚才告诉我的故事写成叙事形式的文章,发表到《反映》期刊上。”

她的称赞让我欣喜若狂、惊讶且惶恐。

我欣喜若狂,是因为终于有人要求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一直以来我都在为此研究论文的写作形式而纠结。我总想把更多的自我加入,但论文体裁要求客观、不带感情;我渴望注入更多的情感与思想,但论文在形式上似乎需要更多的理智与概念。

我惊讶,是因为她能如此热情地接受我的研究报告。我本来有些害怕,担心出席会议的学究们会撕烂我的报告。毕竟报告提出:无需专业的精神治疗或宗教介入,只需社会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依靠发挥基础社会工作的作用就可以胜任精神安抚工作——对曾与已故亲人灵魂对话的受助人的精神安抚工作。

我惶恐,是因为若如她所建议写成叙事文,就意味着离开“科学严谨”的安全领域,重新全心全意地再写作。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但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一挑战。

而现在,一个女子就站在我的面前,她倾听我的故事并认为具有价值,还建议我分享我的故事,她以她自己的方式来表示认同。我倍受鼓励,于是开始专注于重新审视这些故事,她的指引使我对社会工作的精神实质产生一种新理解,这种理解终于在重新回看故事时渐渐浮现。

1、安妮的故事

1977年开始至今,我学习并修行藏传佛教。修行的精髓是真实体会当下发生的事情,看待事物时“如其然(如其本来面目)”,而非“我们以为然(我们认为它如此)”。1985年,我遇见一位开朗活泼、充满个性的艺术家——32岁的安妮·埃利奥特(Anne Elliot),她在创作之余除了与我逗乐外,还会偶尔感慨人生的苦乐无常。

1989年9月9日我们按佛教仪式举行了婚礼。仅仅在两年后(1991年秋天),她被诊断出晚期结肠癌。1992年12月29日周二的黎明来临前,在和癌症奋战了近一年半之后,她离开了人世。

对我俩而言,这最后的一年半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彼此相守,因为都知道在一起的时日有限。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而且大部分时间里都忍受着化疗带来的巨大痛苦。也许正因为我们所感受的痛苦,在这最后的18个月里,我们彼此更亲密也更爱护对方。面对病痛的折磨,死亡似乎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即使我是那么地不舍。

上午7时左右,在临终安养院,安妮在她母亲和姐姐的陪伴下停止了呼吸。之后的一两个小时,我们依然感觉到“她”在房间内的逗留,三天后,我们为她按照佛教仪式举办了葬礼。

火化后的两三天,在我们蓝色丰田花冠车内的左后窗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图案。从没有人在后座坐过,那里总是堆满了书和纸张、空可乐罐和满是汗渍的运动服。因为我有吸烟斗的习惯,所以后窗玻璃沾满灰垢,但就在这灰垢上出现了一个寥寥数笔的图案——像极了临终时的安妮,以一种禅画的方式。

尽管我是一个佛教徒,但那时的我基本上是个唯物论者,我不相信神灵、心理能量或者任何此类“耸人听闻”的传闻。但画就在那里,而唯一有可能的少数几个人都否认作过此画。因此,我和少数几个听闻此事的朋友都认为,这很可能是安妮的最后画作,是她离世后的最后一件礼物。

即使到今天我也不能确定这幅画会不会是某个淘气的朋友画的——我的大侄女有最大嫌疑。但不管事实如何,安妮最后的“联系”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一段时间后,画的线条开始模糊,我试着用棉棒重描,但却让模糊的线条变得更加糟糕。最后,我只能用清洁剂和纸巾把窗子擦拭干净。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下班时间过了很久,我的同事托妮仍在办公室里磨磨蹭蹭不想回家。她吞吞吐吐地说,有个“鬼魂”最近几个夜晚总在她家徘徊,她丈夫和女儿又都出城了,所以她不想回家,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我问她,那“鬼魂”看起来有没有危险,她说没有。于是我建议她试着和它说话。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件事会和安妮有关。

第二天一早,托妮沿着走廊眉飞色舞地跑进办公室。

“迈克尔,你一定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安妮。”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对呀,”托妮说,“我坐在卧室的椅子上,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告诉那个灵魂,如果它想说话,我愿意倾听。我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儿那个灵魂进到房间,说它是安妮。她说,她只想告诉我们她现在呆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将要到另一个更好的地方,但如果去了那里,她将不能再与我们联系了。她之所以找我,是因为你不够敏感,听不到她说话。”

然后,托妮感觉那个魂灵离开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托妮的这个故事。如果没有之前车窗上的图案,我可能会对她的好意和天才想象力置之不理。然而,窗上的图案确实存在。

五年之后,还有更多的灵异故事。

2、“鬼魂”论文

安妮临终前的那段时期,我们得到了安养院的护士和社工的大力援助。在她死后,我所能想到的度过余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他人,以回报人们对我们的帮助。因此,安妮过世六个月后,我参加了MSW(社会工作硕士)学习。我尽可能地把论文的研究方向放在宗教和灵性、死亡和直面死亡、悲痛和缅怀等方面。我在几位教师的鼓励下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并在学习研究过程中持续关注这些问题,还计划将我的学位论文定向为“先行哀悼(anticipatory mourning)”——即那些在亲人去世之前我们可以预先做的事,以减少之后的痛苦。

1997年春天,在学习研究的第五年,我遭遇到了更多的灵异故事。当时,我正在学习灵性与社会工作的课程,准备就宗教与灵性割裂的重新定义写一篇论文。当我将该论文的提纲交给导师时,她告诉我,她母亲在她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而之后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她都能清晰地感觉到母亲就在身边看着她。导师建议我,与其写一篇重新定义宗教和灵性概念的论文,不如写一写相关灵异现象的文章。

这个建议吸引了我。这是一个陌生而奇特的课题。尽管我有过在车窗上“看见”安妮的经历以及知道她曾去“看”托妮,但在我涉足的研究领域里,从未提及“与已故亲人沟通交流”这一课题。即便安妮灵魂的回访对我很重要,我也从没想过这是社会工作者应该研究的课题。于是,我开始了被我称为“鬼魂”论文的研究。

一旦在朋友和熟人中开始交谈此事,我惊讶地发现,有过类似与亡故亲友交流经历的人竟如此之多。四年之后,我再度为此感到惊讶。在研究中,我了解到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超过35%的成年人曾感应到与已故亲人的联系。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人们都对能与已故亲人有“魂灵交流”感到欣慰,但大多数人不愿谈论此事,生怕被人当成疯子。例如,与我和安妮同属一个佛教禅修中心的两名会员,在安妮去世后不久都曾“见到安妮”,却从未主动与我分享。还有一位朋友,每每家中有人去世,便会碰到类似事情。他明确要求为他保守秘密,因为他担心会被人们当成怪人,失去在政府的工作。

另一个例子中,朋友玛吉的小狗——波奇,死后多次“出现”在她的厨房里,这是一个既让她欣慰又害怕谈论的经历。玛吉多次告诉我,从眼角一瞬间瞥见“波奇”的感觉真好。有一天晚上,我、玛吉,还有乔(我们俩共同的一位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赛百味快餐店用餐。就在几天之前,乔告诉我,他曾经见到过他已故的母亲。我们谈起我的“鬼魂”论文,我便建议玛吉和乔聊聊她的小狗。

玛吉瞪了我一眼,像是要吃了我,然后耸耸肩,仿佛说,“你在说什么呢?”

“你知道,波奇死后……”

她再一次耸肩,并摆出困惑的表情。我总算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于是说,“是这样的,前几天乔告诉我,他妈妈去世后曾经来到他梦里,那感觉和真的一样,不像是一场梦。”

“哦,”玛吉突然意识到这个话题很安全,“你是说波奇死后回来看我的事情……”她开始津津乐道地讲述它的故事。

 

3、初露端倪

人们既欣慰于见到灵魂却又不愿意公开谈论,这种纠结在我的“鬼魂”论文和专题报告中都有文字论述证实。Grimby在1993年进行的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大多数人对自己见到的灵异现象感到欣慰,但他们往往讳莫如深,生怕被别人当成疯子。Gotterer在2001年也报告过类似的顾虑,在治疗过程中,受助人想要讨论灵性问题却又犹豫不决,受助人看到的现象常常被认为是病态的表现。“因为害怕被当作疯子,他们在接受治疗时往往不肯谈论这些事儿。”

不仅普通民众如此,社工方面的教员也同样对此讳莫如深。例如,一些关于社工的文章里会提到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身后联络方式,诸如缅怀逝者,保留逝者的遗物或把他们写入日记里。悲痛过程的一部分是渴望与逝者身后联络,但在身后联络方式的有效清单中没有一篇文章明确提及“逝者的拜访”。曾有一篇社工文章含蓄地暗示“逝者的拜访”也许是生者与逝者身后联络的一种方式,但文章不肯明言。出于好奇,尤其想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我便打电话给作者。他坦承,文章中提到的几件身后联络,事实上正是借助了“逝者拜访”的形式。当我追问为什么不详尽描述时,他说在自己取得终身职位前,详细描述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他的这番告白以及精神病理学文献中的这一倾向——将“与已故亲友的沟通”视为病态并且将其贬为幻觉,最终使我选定“与已故亲友的沟通”作为论文主题。

我决定,这篇论文既不着眼于那些经历本身,也不着眼于讲述经历的受助人,而是聚焦于社会工作者自己,聚焦于社工在听取受助人经历时该如何反应。我还准备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部分原因是它和佛教探究事物的方式挺相似,即:安住于当下,不带任何成见的看事物的本来面目。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不是用来证明早先的假设,而是让真相从数据中呈现。为此,它鼓励研究者收起成见,以便能够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真理从数据的大地上呈现。这两种传统(佛教和扎根理论)都相信,一旦超越先入为主的成见,人们就会拥有看清事实真相的能力。

4、安身于“不知”

我在论文研究过程中曾采访过21位社会工作者,其中包括社工专业的两名学生和一些超过25年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来自学校、安养院、医院、社区机构以及私人诊所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采访内容是他们如何面对那些曾与已故亲人灵魂有联系经历的受助人。

有些受访者认为他们确实是在和死去的亲人交流,有些认为是悲伤过程中的正常环节,有些则认为是外来刺激引发的神经活动,还有的认为最好把这一现象单纯看作是受助人所分享的体验。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看待这种经历,无论他们采用何种行为模式,所有社工都遵循同一种基本态度,一种常被他们称为“只是在单纯从事社会工作”的态度。换句话说,每一位社会工作者都尊重受助人以及受助人的经历。

正如一位社会工作者在其研究中写下的:

我有什么资格告诉受助人她的体验是什么?我经历过死而复生吗?我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告诉他们那是什么?我又如何知道那是否是一种悲伤的过程?或真的是“灵魂”所为……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我总是问那些社工:他们是否认为这确实是那位逝者?还有,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分歧很大,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复则相当一致。社工们并不在意这种客观的交流是否真实,他们关心的是受助人的体验。他们致力于帮助受助人以平常心对待,查证细节,并探索其意义。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一个特征是找出共同的主题并加以标记。对于“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这一共同主题,我将其概括为“只是不知!”(only don't know),该词源自韩国禅宗的崇山行愿大师(Seung Sahn)。

崇山行愿大师(1927 ~ 2004)

 

“只是不知!”是崇山大师弘法思想的核心表述之一。众所周知,他力主遣除因内心分别而衍生的种种观点、评判、歧视和偏爱。正是这些导致了众生的困惑,并由此引发自他的痛苦。“只是不知!”意味着不以主观偏见来判断自己不懂、不知道的东西,对这些未知只是保持着关注。当我们选择仅仅“关注”时,困惑得以遣除。只看、只听或者只是体察他人的需求,是转化为清净心和悲悯心的关键。

这让我产生了共鸣!

我从许多社工那里听到的他们专注于受助人的故事,并由此生起了切身体会与悲悯心。正如一位社工分享的:“与这些人们相处,似乎相互之间有一条精神的纽带。无论期间有多么煎熬,我们很荣幸,总是能在丧亲之痛的最深处与他们默默相伴。”

对于人们向你敞开心扉时的荣幸感,我并不陌生,因其在我的采访中屡屡产生。社工们向我敞开心扉和分享的过程似乎正在重演他们自己和受助人之间的一幕。

我与社工们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种心灵上的共鸣远比“采访社会工作者”这一论文主题意义深远。看起来,是与人为善和“与亡亲交流”的讨论话题把我们带入了这种境界,并且使我们都意识到了坦诚交流以及安身于“只是不知!”的重要意义。

5、现前真实义

研究开始的时候,我曾担心社工们会不会把受助人与亡亲交流的经历视为病态。考虑到社工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诸如“工作中谈论灵性与宗教是否恰当”,“社工自身如何看待哀悼追忆一事”,“如何看待工作中的不同行为模式”)。我曾以为,不同社工对待他们的受助人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和受助人谈及“与亡亲交流”的经历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他们对受助人的尊重,对其经历的尊重以及对其经历的自我解释的尊重。社工们说,他们接待此类受助人和接待其他受助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当我询问社工们接待此类受助人和其他受助人做的事情有何不同时,他们回答说:“没有不同啊,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常常把尊重受助人,称作“仅仅从事社工而已”。

然而,事情远不止“仅仅从事社工而已”这么简单。尊重受助人以及他们的经历!这类似于扎根理论“摒除偏见”的号召以及佛教“只是不知!”的建议。人们不是为了摒除偏见而摒除偏见——偏见一旦摒除,真相自会从数据中呈现。同样地,人们不是为了“不知”而“只是不知!”——人们安住于无分别的空间,清净心和悲悯心自会生起。

同样地,社会工作者们也不只是为尊重受助人而尊重受助人——他们因尊重受助人而了解到其真实情况

社会工作中尊重受助人及其经历的理念,其实质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境界。如果精神境界一词指的是寻找与宇宙的关系以及生存的意义,那么当社工们把自己的行为称作“仅仅从事社工而已”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揭示社会工作中最具精神禀赋的一面。把受助人尊为自身体验的最好专家,消除对受助人的偏见,恪守“只是不知!”的态度,通过这些方法,社会工作者开放自己的心灵,与受助人心心相通,并让真义自然呈现。

让真义自现是一项挑战,其挑战性在于:置身于受助人自身的经历中并与其沟通。我的一位朋友,他不仅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比我修行更好的佛教徒,他最近和我说:“你无需知道经历的意义,只要知道它具有真义,就足矣。”

 

【注释】: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GT):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式,其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

 

文章来源: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5093459_Only_Dont_Know__The_Spirituality_of_Social_Work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晓敏、松松、恩同

校对:圆忍、李俏、尘土、马卫丽、圆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