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科学:佛教,现代西方文化

意识科学:佛教,现代西方文化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Buddhism, the Modern West

作者:B·艾伦·华莱士博士

  1. Alan Wallace

 

引言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曾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让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未像现代西方社会一般发展近代科学?(所谓的近代科学是指在一种技术驱动下,以客观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定量研究的科学)。本文则从探究意识科学为何未在西方文明中获得发展这一问题着手;然后指出,在意识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所取得的跨跃式进展;以及注意力的冥想改进及其在直接探究心理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理训练方法是研究意识本性的关键,它同样也是寻求心理健康与真实幸福的过程中意识转换的前提条件。尽管佛教对于以第一人称(译者注:即直接体验)方式探究意识有着丰富的冥想实修的传统方法,但它从未涉足现代西方所探讨的大脑与行为科学。因此,比较佛教或西方文明各自原有的发现,将佛教第一人称的修证方法与西方认知科学第三人称的实证方法相融合,可能会丰富对意识的理解。

1、西方产生意识科学的历史障碍

要回答为什么意识科学在西方社会中未能获得发展的问题,首先要注意西方文明的两个根源:希腊-罗马(Greco-Roman)与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传统。一般而言,一种新兴科学产生的关键是仪器的发展与改进,借助其实现精确观察以及对调查研究对象进行试验的可能。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太阳、月亮及行星,标志着天文学的诞生;而凡·列文虎克(Van Leeuwenhoek)使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生命形态,则促成了现代生物学的产生。因此同样可以假设,意识科学的出现或已经出现,就预示着某种可以严谨和精确地观察意识状态的仪器的发展和完善。目前人类所拥有的唯一直接观测心理的仪器就是心理本身,这就意味着观测仪器需要改进。如果将心理作为对意识进行探索与实验的一种合理仪器,那么人类未经训练的、惯于在激情与迟钝之间波动的注意力,就需要被稳定和灵敏的注意力所替代。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曾醉心于对心理本质的探索,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开发过任何可以改善注意力的成熟方法;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 brotherhood)与神秘学派(the mystery schools)可能想出过一些方法。也许他们这么做了,但是这些成果也未被保留下来。犹太神秘主义者(Jewish mystics)也广泛地论述了意识的本质,同样也没有为了探索意识,而发展出使注意力、稳定性与灵敏性得以增长的技能。希腊人创造了eudaimonia一词,通常翻译成“真实幸福”或“人类繁荣”,指人类能力范围内可实现的最大可能的“完美生活”。对普罗提诺(Plotinus)而言,真实幸福的源泉在于人类的精神;当eudaimonia这一概念被吸收到基督教的传统中时,奥古斯汀(Augustine)却坚持认为灵魂必须向自身以外寻求,也就是祈祷上帝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完美。然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奥古斯汀教导的这种尝试,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冥思引导注意力向内,去超越自我而感受到与上帝的直接接触,这正是eudaimonia的来源。就这一点而言,也许普罗提诺与奥古斯汀之观点的根本差别,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的身份,即人类灵魂与神之间的界限。

在基督教传统中,早期的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的确意识到平静心神的需要,这在公元5世纪被称作凯西安会议(The Conferences of Cassian)中被大量的冥想实修所证明。然而,我们不清楚的是,那段时期或中世纪的基督教冥思,是否设计了有效的训练注意力的方法来作为观测心理活动的手段。因为方法的缺乏,导至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基督教神秘主义者(Christian mystics)做出了普遍性推论,这一推论认为:最高层次的冥想状态必然是转瞬即逝的,通常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神秘契合(mystical union)的本质是转瞬即逝的主张源于奥古斯汀,其中大部分主张在一千年之后梅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著作中得到反映,艾克哈特强调冥想的极致喜悦状态总是短暂的,其延续效应也不会持续超过三天。

随着新教改革与科学革命的出现,基督教对于意识本质的冥想探究迅速减少。鉴于新教徒所强调的奥古斯汀的观点:关于人类灵魂的根本罪恶的中心思想;认为除非通过信仰的力量,否则人们根本无法获得救赎或认知上帝。这类冥想研究没有任何神学动力了。救赎被强调为一种并非是理所当然的造物主的恩赐,于是人们相信只有后世才会得到真实幸福,而不是有可能通过了知心理、达到心理健康与平衡的出色状态而实现。

笛卡尔(Descartes)曾经深入研究心理方面的内省审视,他对科学革命的意识形态影响难以被高估。不过如同希腊和基督教先驱们一样,他并没有开发出一些改善注意力的方法以便让心理能可靠地观测精神活动。相反,他天真地认为,通过内省的方法能清晰地感知到任何事物,而该假设于19世纪末被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有力地驳倒。此外,在分离人类心灵与自然世界的神学变革中,笛卡尔认为灵魂像神一般灌注入身体,并通过松果体对身体发挥作用。他相信:受制于灵魂的松果体促使身体自发活动,而所有其它行为都是条件反射,这种哲学观点主要解释了西方科学对心理的研究是在笛卡尔之后两个多世纪才出现的事实。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松果体还一直被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研究者们所忽略。虽然有许多原因导致了科学曾一度回避这一大脑区域,然而其中一个貌似较为可信的原因是,由于笛卡尔赋予松果体特殊的地位,所以它仍然被排斥在自然科学的正统研究领域之外。

在现代化时代之初,欧洲所流行于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的猎巫热(witch-hunting craze),是人类不深入钻研心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这一时期,任何表现出具有超常心理能力,包括精神治疗能力的人,都立刻被怀疑为巫师。尽管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相信巫术,但基督教却向来与众不同地将巫师的能力来源归结于恶魔,而依据圣经诫命,这类人应该被处死。基督教教义认为,恶魔与其它精神实体在自然界中四处漂泊(有时候会侵入并控制人类的灵魂),这种观点与新兴的宇宙机械论完全不相容。毕竟,只要有非物质的精神任意漫游或者随意介入到人类与自然的事务之间,科学家们就无法针对客观世界很好地建立起完善有序的自然定律,因此16世纪晚期,许多自然哲学家简单地将此观点驳斥为幻象。另一方面,牛顿(Newton)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发展自己的神学理论,他认为“邪恶的精神”离开客观物理世界并以精神疾患的方式留存在人类精神之中,上帝对外部世界的创造如今已经清净了这些染污对自然世界的影响,留下的只是人类内心之中的染污。直到两百年以后,西方精神分析学家才有勇气开始探索这些黑暗的内在真相。

总之,从哥白尼时期到现代社会,西方科学一直被中世纪基督教的宇宙观所影响,西方科学认为地球中心的标志是地狱,天堂位于宇宙空间的最外层,位于内层的人类主观世界则被描绘为罪恶的所在地,唯有客观世界不被染污。难怪天文学开创了科学革命,这并非偶然;而经历了整整三百年,心理学才逐渐成为一门科学学科。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科学界才开始承认意识是科学研究中合理的调查研究对象。

在许多科学家感觉他们已经发现了宇宙的所有基本法则之后,心理学才开始产生,为何又在历经一个世纪后才开始研究意识的本质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行为主义思想对理论心理学长达50多年的主导性影响。1913年,美国行为学家约翰·B.沃森(John B.Watson)宣称,心理学家必须避免使用一切主观术语,如感觉、知觉、想象、需求、意图,甚至包括被主观所定义的见解与情感。而且,他将相信意识存在的信仰视为古老的迷信和巫术。40年后,B. F. 斯金纳(B. F. Skinner)重申了这一论题,声称意识完全不存在,仅仅存在行为倾向。历经十年后,科学界才开始认识到将意识的主观过程等同于客观行为倾向是错误的。行为观点(behaviorist approach)无法解释心理的本质,更无法解释意识;它仅仅将主观现象简化为一类客观过程,这一过程能使用已有的科学仪器来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主观体验再一次回归到科学研究领域,但科学研究领域以及迅速发展的神经科学中,内省方式在心理探索方面所起的作用仍被忽视。如今,认知心理学家与神经系统科学家将心理过程等同于神经系统活动,而非将其等同于行为倾向。正如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最近所说:“当确切和足够了解其细节时,目前假定对心理过程有所反应的生物过程实际上是心理过程;个人内在的心理实际上是生物性的,并且总有一天可以同时以生物学和心理的形式加以描绘。”然而,神经系统科学家实际上所了知的是:特定的神经活动(N)与特定的心理活动(M)相关,这样的话,如果N发生,M发生;如果M发生,N发生;如果N不发生,M不发生;如果M不发生,N不发生。这种关联意味着N的发生对于M的产生有一个因果作用,反之亦然;或者意味着N和M实际上是从不同视角观察的同一种现象。在这一点上,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判定这些关联类型中哪些是正确的。但达马西奥似乎忽略了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只是简单地认定心理和神经过程的等效性,没有任何逻辑推理或经验判断。换句话说,这种等效性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信念。

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对于这点我咨询了达马西奥,他回答说,在他的《事情发生的感觉》(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一书中,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解释神经模式不等于心理表象。他指出,神经模式转换为心理表象的过程目前还缺乏理论解释;一般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神经系统科学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这一空白。他还承认,心理现象的“物理性”尚未被科学所确定,它只是一个科研上的假设。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我还是不能理解他的观点。如果说A是B,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的实体A和B完全相同,而不是一种随便的关系。他似乎在说,心理现象是由之前的生物学现象所产生的生物学现象。这意味着心理现象等于某种生物学现象,导致心理和神经系统过程之间的区别当下就消失了。

在上面所引用的书中,达马西奥解释了为何神经科学在讨论心理和意识中的错误之举——没有区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这是一个重要且合理的观点。然而他在最后分析时似乎还主张:心理过程是从第一人称视角来观察它们的神经系统的关联;而神经系统过程是从第三人称视角来观察它们的心理关联。尽管这是该领域研究人员普遍公认的结论,但这种普遍性的看法只是一种推测性的假说,而不是经过科学验证的结论。

达马西奥是如何解释被他视为等同于心理过程的神经过程有认知其他事物能力的?(注:即心物转化过程)这一被称之为难题的议题,被许多哲学家视为难以解决的谜题。而达马西奥向他的读者保证,这种对具体事物的认知转化过程并无神秘可言:“进化已精心改造了大脑,其作用就是直接代表生物体以及间接代表与其发生相互作用的任何事物”,脑细胞“被设计成能够认知其他事物和其他行为”。总之,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大脑能够认知其他事物,因为它是由“进化”设计而成的。这种“解释”除了表明达马西奥对于神秘的进化方式有很大的信心之外,显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披上神学家外衣的生物学家早已将问题诉诸于上帝。

通过内省方式观察的心理活动过程,看起来完全不同于通过客观方式观察的神经活动。此外,如果一个人仅仅局限于以内省的方式审视自己的内心,显然他对大脑的了解就会很少;同样,如果脑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大脑,没有参照任何第一人称视角的心理体验报告,他们对心理的了解就会微乎其微。事实上,仅仅基于神经活动,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得出它们与任何心理活动相关的结论。达马西奥对这种差异阐述如下:“心理状态和物理/生物现象之间的鸿沟,来源于两个知识体系的巨大差异——通过几个世纪的内省方式,我们对心理活动已经取得的良好的理解;而我们在还不能详尽了解的神经系统所取得的认知科学的成果,则是依靠在神经科学方面的努力。”

达马西奥声称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内省方式探索和认知科学的发现,我们现在已经对心理有了“良好的理解”,但是许多当代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达马西奥的这一说法表示质疑。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坚持认为,通过内省所能得到的逻辑是有限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靠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今天,人们对汽车的了解还是远远多于对自己心理的了解。心理学家的普遍共识认为:内省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研究心理的手段,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心理和意识,两位美国最著名的心灵哲学家评论道:“当我们将意识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时,甚至会让最高深的思想家语塞和困惑”、“只要涉及到心理领域,我们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混淆和分歧”。而达马西奥主张的真正要领似乎是:我们对心理过程已有足够的了解,所以现在的重点应该放在神经科学方面去探索神经系统的生物过程上。毕竟,从客观角度观察,生物过程与精神过程相同。

科学家们如果准备使用一种新仪器来观察某种特定的自然现象之前,他们首先是检查这种新仪器的特性和性能。这种仪器提供给科学家们的是:经过仪器加工过的结果呢(正如通过万花筒所看到的世界)?或是提供与仪器本身无关的数据呢?或是提供的信息是被它在处理过程中所歪曲了的信息?或是一种真实客观的与仪器无关的数据?科学家只有理解了仪器的设计、功能、可靠性和性能后,才可以放心地使用它来收集数据。

实际上,所有科学家在进行任何类型的科学观察时,首要使用的仪器就是人的心理。那么仪器所提供给我们的会不会只是经过它自己加工过的结果,而非任何独立于心理之外的客观现实?也许心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客观世界的信息,但在处理过程中它是否又进行过某些歪曲呢?基于上述原因,科学革命开始后,西方对心理的科学研究推迟了三个世纪,这就意味着,这三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使用一种从未经过科学审查的仪器。

由于此类疏忽以及我们对心理及自然界其余部分认识的巨大差异,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样的科学世界观呢?威尔逊(Wilson)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在我们的头脑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而在我们的头脑内部,则是一个由感官输入和概念自组装而重建的现实。他主张,科学家应该完成的任务就是,正确地校准我们头脑对现实的重建,使之与外部客观世界真实情况一致。这里的问题是:科学家无法找到拥有外部客观真相的实体,只能去“校准”科学理论与我们头脑外的世界。换句话说,我们所感知的经验数据,再加上我们对经验数据处理所用的科学理论,都由“在我们头脑内部”的心理表述所组成。而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尺,来将这些表述与我们所设想的“真实世界”进行比较。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威尔逊认为:“客观真理的标准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获得。关键在于:弄清现在仍知之甚少的构成心理活动的运作过程,改进科学中研究心理活动的物质属性时的零敲碎打的方式。”就像达马西奥一样,威尔逊假设:心理实际由大脑处理过程构成。但正如我指出的,在这一点上,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而不是一个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鉴于目前科学家对心理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以开放的心态,将此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更为客观,而不是天真地臆断(或要求)科学总有一天会证实我们当前的唯物主义偏见。

为了理解科学理论和客观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显然需要对心理有更彻底、更科学的理解。正如我先前所说,发展任何一门现象科学的首要步骤是制造和完善仪器,以便人们能进行实验和观察。然而观察心理的唯一仪器是心理本身。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西方在开发完善精神的方法和仪器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时根据许多科学家的观点,如E.O.威尔逊,即使在当今,发展此类经验性科学仍存在相当大的阻力。

如果我们一味顺从目前的唯物主义潮流,意识的经验科学将不可能出现在可预见的未来。更确切地说,如果认知科学继续受到科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教条的制约,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将意识分解为在教条参数范围内可以被探索和理解的内容。许多研究人员,如克里克(Crick)和科赫(Koch),已经开始尝试研究。就如在物理学研究中运动学(对运动物体的现象学研究)的出现先于力学,而对意识的严谨的第一手研究,也必须先于意识发生机制的构想。

现代科学从未开发过观察意识的心理过程和状态现象的缜密的内省方法。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心理学最早的先驱,指出了研究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神经关联的重要性,在这项工作中,他强调内省的首要作用。然而,未经训练的心神时而散乱、时而昏沉,将这种心神作为仪器来观察任何事物都是不可靠和不全面的。要将它转换成适合科学探索的仪器,注意力的稳定性和清晰性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詹姆斯清晰地意识到开发持续性主动注意力的重要性,但他承认,他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已发展出一种与意识相关的行为和神经的尖端科学,却没有关于意识本身的科学,因为并没有开发出成熟而缜密的方法来直接探索意识,而这一步是经验性科学研究任何一类自然现象的第一步。因此,在探索意识的性质、起源和潜能等方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学家更像是占星学家(他们需要仔细研究天体和地面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天文学家(他们仅需考察天象本身)。

科学历史发展的第二个结果是现代西方有详尽的精神疾病学,但没有心理健康学。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心理健康认定标准的科学共识。在西方,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来指导如何产生出色的心理健康或真正的幸福。总之,真实幸福(eudaimonia)是人类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有时被人们称为“真理的喜悦”,已被现代科学所遗忘,而真理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在人类生活,或整个宇宙的科学观中找不到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目前西方没有纯粹的意识科学来揭示意识的性质、起源和潜力,同样缺乏应用性的意识科学来揭示用于改善和增强意识从而实现真实幸福(eudaimonia)的方法。但事实上,西方没有发展这样一门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中其他文明也存在同样的缺憾。

2、佛教的意识科学

在2500年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发展了严密的方法来改善注意力,提升注意力的专注程度,然后应用这种专注力去探索意识的起源、性质及其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印度伟大的修行者例如佛陀,他的发现、实证和理性的调查,就能够有力地质疑现代西方的许多假设,尤其是科学唯物论的假设。佛教与西方现代科学的交汇也同样挑战了我们“形而上学”的观念。19世纪,物理宇宙的起源、遥远星系的构成以及分子的内部结构都是形而上学的课题。当时,并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来探索这些课题,当然现在已不存在这种情况。但在21世纪,人类意识的性质、起源与定数,在西方仍然是形而上学的课题,但在佛教中它们也同样如此的神秘吗?

由于人们已设计出新的经验方法来探索现象,形而上学不得不让位于科学,单纯的信念被知识所取代。重复采用的实证调查方法被称为“科学方法”,在韦伯斯特的第九版《新大学词典》中将其定义如下:“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地寻求知识的原则和程序,包括发现和提出问题、透过观察和实验收集数据,提出并验证假设。”探索心理和意识的本质时,佛教包括这些程序吗?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框架由四圣谛组成: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佛教修行者首要强调的就是洞悉心理的本质,这种努力的方向非常务实。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认识痛苦的性质和种类,人类在这样的痛苦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第一个圣谛指出所面临的问题;第二个圣谛指出痛苦起因是心理范畴内的,特别是在认知、情感和注意力不平衡等方面;第三个圣谛指出这些痛苦可以从心灵中永远遣除;第四个圣谛提出了通过用技能观察心理过程,以及经由修行方法来转化心理并消除痛苦成分的详细路径。

对很多思想家而言,通过心理来观察心理的观点显然有问题,因为它不允许主客体分离,这与其他的科学观测方法不同。这确实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担忧。有没有可能用心理来观察心理状态和过程?即使没有心理训练,我们也可以觉察到我们意识中所产生的想法和画面,而且通过内省的方法,可以认识到当下我们的脑海是平静还是波动。从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可以发现,我们是有意识的,不仅仅是我们能对其它事物产生意识,而且意识本体也是存在的。这种心理觉察力是我们直接观察任何心理现象的仪器。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这样的事实——观察仪器和被观察的现象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离,但这种情形在科学探索领域中并非完全不被允许。毕竟,在量子力学中,测量系统和测量现象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议题,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测量结果不符合自然科学的要求而应当剔除。

在佛教静观中,关于心理的体验观察极为重要,包括意识的性质、起源和潜力。为了使这种探索有力可靠,同时使该过程中所获得的洞见被彻底理解,首先必须消除注意力失衡以及激动情绪。只有当注意力处于非常清醒和冷静的时候,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实验。澄净和寂静的状态其实是每个人心灵天生的基态,所以这一训练的核心目标是将注意力安住在基态中。对已经达到这种基态的佛教修行者来说,其中一个显著的发现是意识会沉浸于一种非常安乐的状态。当注意力处在一个深层的平衡,暂时没有松懈和激动情绪时,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内心自发的宁静和安乐。为了达到这种意识状态,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维持心理平衡以及与他人的和谐。这是佛教伦理的本质,也是所有佛教徒修行的基础。

佛教修行者,即使将注意力处于意识基态中,使其高度稳定和清晰,也远远不能彻底遣除心理的痛苦和黑暗。若想彻底遣除,必须将意识处于最终极的基础状态,此时不存在概念范畴内的主客体、精神与物质、甚至存在与不存在。用比喻来形容这种原始意识,可以说成是空和澄净,它从来没有被任何形式的痛苦染污。当实现这种意识状态时会产生一种超越想象的安乐或大乐,这是佛教徒将自己从痛苦中脱离的终极目标。当人们有了这样的洞察力时不但会明白意识本质,而且会明白心理表征和客观世界参照物之间的关系。

从内省的心理状态—到意识基态—到最原始的意识,这是佛教对意识状态的三个层次的认识。佛教的这些观点明显质疑了现代西方许多普遍性的假设。目前,根据许多心理学家的观点,虽然正常心理被认为是健康的,但它仍然会受到众多精神痛苦的困扰,包括抑郁、焦虑和沮丧。当这些痛苦的困扰比较严重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等方式进行控制。痛苦来自于我们本身,而快乐来自于外界:来自于感官和感觉的享受、来自财产、来自其他人、对基督徒而言则来自上帝。现代西方意识观点依然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所有的情感在其处于适当和适度的情形下,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理念已被进化论所采纳,进化论宣称我们所有情感和其他的心理特征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拥有它们。

与上述这种观点对比,佛教修行者认为,通常状态下的意识是不正常的,因为它会在下面两种状态之间摇摆:(1)变得痴迷或强迫(在思想与情感上屈服于强迫性的念头和过分地执着);(2)陷入茫然。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不正常的意识状态,并且错误地认为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适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可接受的。正因为这种内在不满的基本感受,我们通过外部和内在的刺激聊以慰藉,去掩盖不正常的意识状态产生的症状。同时,通常状态下的意识会惯性地造成注意力、情绪和认知的失衡状态,而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功能失调。通过改善注意力,我们可以使意识更为有用,因而可以重新获得从平衡心态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与生俱来的幸福感。而通过对意识本质的彻底认识,心中所有的遮蔽都被去除,我们终于能从痛苦和痛苦之因中得以究竟的解脱。

 

 

结论

虽然近几年,意识科学的研究成为一种时尚,但这种研究完全由科学唯物论的形而上学教条所主导。信仰的影响并没有对物理科学的发展起到多少阻碍作用,但是对于生物学(包括医学科学)的抑制作用却非常明显,对于认知科学的影响更为严重。这一教条的最大局限之一,在于它障碍对主观事件的“第一人称”的经验主义研究。在持此教条的研究者中,普遍拒绝以下观点:心理现象可能具有非物质的本性,并非单单是大脑的副产品。他们对主观事件(不同于物质性的神经关联)“第一人称”的经验主义研究极力反对,但对科学唯物论中的形而上学断言却极少表示过怀疑。注意到科学界所持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理念,他们的这种行为显得相当可笑。

如同我在本文中论述的,如果佛教传统创造了意识科学,为什么它没有广为流传?原因之一是强调自我反省的方法不为科学家接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几个世纪里,在对理解人类存在的探索中,佛教越来越远离经验主义,在此过程中,教条主义和墨守成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现代学术派的佛学研究加剧了这种倒退。他们往往忽视佛教大德们的卓越经验和见解,甚至拒绝考虑大德们找到重大发现的可能性,此类重大发现可能与我们现在对心理的理解及其在自然界中所扮演角色相关。最极端的情况是,西方佛教学术界甚至荒谬地否定了个人修证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西方佛教学术界对佛教实践的陈述。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无论是佛教学者还是修行者,已经逐渐淡化了对开放性思想的探究。根据一位现代藏传佛教学者的说法,这就意味着,许多修行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确保他们自身沿着正确的冥想方法进行学习训练,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缜密地探索心灵本质或其他事情上。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古希腊以及阿拉伯世界思想的引入,欧洲脱离了信仰教条主义的束缚。如今的西方国家(以及所有那些受西方国家控制的国家)其实也处于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时期,必须从总是错误地与科学混为一谈的科学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佛教传统,尤其是被重新灌输了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的传统,在此文艺复兴中也许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身、心的研究,同样吸引了一些未来的学术权威去证实他们目前关于意识本质的唯物主义假设。例如,安东尼奥·R. 达马西奥就声称:“保守地说,到2050年我们会有足够的生物现象知识来粉碎传统意义上的二重分离——身体和大脑、身体和思想、大脑和思想。”科学界花了50年才了解到,意识不可能被有效地分割成一组行为意向。希望不会花太长时间,神经学家也能尽快打开思路,接受意识不可能被有效分割成一组神经机制的事实。

尽管科学的特征是包容“令人不安的新理论”,但是它更难以包容“令人不安的旧理论”,即在科学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许多发现(更不用说外星文明了)。另一方面,许多佛教徒,深信过去时代的佛陀和稍后的修行者的见解,他们很难接受那些质疑佛教观点的令人不安的新发现。科学唯物主义者非常自信地认为:意识只不过是一种生物现象,以至于混淆了这种观点与科学知识、自身的信仰与科学知识。同样,许多传统佛教徒也对自身教义的正确性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们混淆了自身的信仰和冥想的认知。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斯丁(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人类探索自身世界的历史》一书提到“知识幻觉”(the illusions of knowledge)是人类探索的主要障碍。他说:以前伟大的发现者“不得不努力与现有‘现象’和已学过的知识作斗争”。

现代科学与传统佛教联合以寻求认识意识的性质、起源和潜力。在这一历史时刻,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意识科学既不严谨,也不公正,也不具备多面性。但既然科学家和佛学家们共同研究这一关于人类存在现象的重要问题,也许这门学科的兴起,对传统领域或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会带来更大的意义。

 

来源:太平洋世界:佛学研究学会杂志,系列Ⅲ,第4期,2002年秋,第15-32页。

The Pacific World: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hird Series, No.4, Fall 2002, pp.15-32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慈恒、才仁扎西、逆鳞

校对:圆优、慈恒、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