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弘扬佛教经济学的原则

论弘扬佛教经济学的原则

On The Principles of Promotion of Buddhist Economics

作者:JánosMáté,匈牙利西匈牙利大学经济学院 

JánosMáté,FacultyofEconomics,

UniversityofWestHungary,Hungary

matej@ktk.nyme.hu

 

 

主题:不同社会意识条件下的价值观标准

研究领域:理论

摘要

E.F. 舒马赫(E.F. Schumacher)认为:霍布斯(Hobbes)鼓吹的“笃信经济”这一套危险理念加剧了对西方世界的种种误导。在过去数个世纪里,尽管若干位西方科学家曾付诸努力,世界经济的某些方面却仍陷入愈发严重的危机中。长久以来一系列研究所获得的最新发展表明,佛教经济学非常适用于对治上述问题。但是,不同价值秩序之间的差异有可能对佛教经济学的传播带来各种障碍。本论文概述了其中一些差异,并对可能有效的解决之道提出一些观点以供思考。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由以下两大因素驱动:一、经转化后用于现实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自然科学;二、社会科学所探索的大众、法律及习俗等。两者相比,社会科学的成果可能并非普遍适用。恰如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1] 所言:“人文环境主要受人类所认定事物的影响。同处地球一隅,摩洛哥和美国加州的纬度相似,两者均位于各自大洲的西海岸,气候相似,并且拥有相似的自然资源。然而,两地的发展现状却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并非因为两地的人群不同,而是由于植根于当地居民头脑之中的思想意识不同。因此,人文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意识形态。”

这一简单事实揭示: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及损害的程度,主要归因于西方孕育的大众消费(及其导致的大规模生产)理念。为防止上述弊端,首先要找出一些新的替代方法,其次要对旧方式下的社会成员普及新方法。否则,非理性消费以及大规模生产仍将持续。

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就具备了第一项条件。当时,德裔英国籍经济学家E.F. 舒马赫与同事概括并发表了看法,即佛教某些思想可能在上述领域[2]发挥积极作用。确实,诸多个案研究以及相关假设都表明:遵循佛法,人类能够缓解上述困境。

但是,要满足第二项条件则困难重重。露丝·本尼狄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的一本著作中[3]道出了原委:“习俗从未被普遍认同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虽然我们觉得人类大脑的内在运行独具探索价值……但作为一项事实,情形恰好相反……个人的生活经历,首先就是适应其所处社团中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和准则。每个个体自降生于其所处习俗那一刻起,经历与行为便受到了习俗的影响……当他已经长大成人,并具备参加其所处文化之下活动的能力时……所在社团的习惯也就是他本人的习惯,所在社团的信仰也即他的信仰,所在社团之所不能,也即他所不能……让人啧啧称奇啊!而在对人类本身的研究中,西方主要的社会科学已经取代了对局部差异及西方文明的研究。”

作为个体的人可能会认定自己有自主决定权,但实际上,他们却受制于沿袭传统而来的模式和准则——那是一套“无形”的价值观标准,微妙却不容抗拒。多数西方社会学家以自身意识标准为条件来观察世界,此即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无理由相信东方同行的做法会与之相反)。已故的印度著名耶稣教士安东尼·戴迈乐(Anthony de Mello)注意到,让多数人跳出人类意识局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督宣告福音的到来,却被拒绝,原因不在于那是好消息,而是因为消息是新的……的确,人们不想要新事物,特别是当……它们涉及了变革。”(参阅[4])带来变革是危险的:老子小心翼翼地西出函谷关后,人们才读到《道德经》;佛陀要长途跋涉去见五位首批弟子,而后者距开悟仅有一步之遥;耶稣一再对各类人群布道,却有人于背后诅咒要耶稣死;穆罕默德谈论不寻常的价值观时,差点被刀斧加身。 

示例1、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标准——数字

在舒马赫的作品中,他引用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Stuart)和凯恩斯(Keynes)[2]的学说。斯图亚特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社会科学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之后,凯恩斯推翻了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基础。他提出,善和恶的定义不是恒常不变的,有时候,常规上理解的恶行反而比善行更能帮助人。这便宣告了一种新“信仰”的诞生——“笃信经济学”,它废除了自我利益之外的道德 (参阅[2])。于是,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从形式上维护基督教,然而实际上却转向了这一“新宗教”。

人们如此选择已被证明有误。但是,仅仅放弃“笃信经济学”仍然不够,原因在于:与经济相关的决策,也受制于源于宗教教义世界观的各种价值观。并且,不是现代基督教世界观的每一观点都能作为对治凯恩斯主义追随者所引发困境的良方。这便回答了:迄今为止在经济学领域中,为什么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重振对解决上述困境从未奏效,这就是症结所在。然而,佛教则对此可能更为适用。

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无人能够摒弃意识特质的影响,这是人性使然。在经济领域引入佛教思想以改变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任何尝试,都有可能被解读为企图对抗西方对世界本身的普遍观念。为了消除错误的诠释,佛教经济论坛(Buddhist Economic Platform)的成员非常明了东西方世界观导致的种种思想差异。

 

图1:数字价值归纳和演绎观念

东西方数字观念存在差异。匈牙利学者彼得·波普尔(Péter Popper)将数字观念的不同分为“归纳性的”和“演绎性的”[5]。

西方的“上帝”存在于他亲自缔造的世界之外,即他为“一”,人类为另外一个“一”。《圣经》宣告上帝与人是订立了尊重契约的合作者。按照西方观点,归纳指世界是由微粒、小单元构成的,各自独立地存在(图1a)。这一观念导致一项假设,即个体拥有的单元越多,就越能趋近圆满(救赎)。这个假设就为以下想法给出了理由:西方人容易接受这样的思想,即他们是独立种族、与自然并非构成一个整体;同时,对自然的任何破坏被认为并不影响到人类。在这一思维方式中,暗示了人类视自然为一种与之斗争的外力。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免受到这种原子化世界观的影响。多数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各种社团是由若干独立个体构成的,这些个人有权选择加入或退出任何社团。如果这些个人保持独立个性,其首要权利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为维护自由,这些个体应当不断更换他们的领导者。

传统的东方世界观,以及以柏拉图[6]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观,排除了上述这一类归纳。比如一些术语,如“法”、“空”以及“道”,这些术语指包容世界之物。波普尔指出,在东方的理解中,“一”指法,“二”指法和无我,“三”指无我的显相(译注:各种“我相”)(参阅[5])。显相越多,则其所指的圆满越少(见图1b)。我们所拥有的数量越多,则获得的价值越小。由这一观念推出:人间与天堂一样,也应处于最高专权领导者的统辖之下。通常,领导者应从贵族中选出。

 

图2:波与镜波:它们成对存在但不显相;对波的感知是指其已经处于分裂状态。

 

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一些古代经典中论及宇宙的波状性质(参阅:《圣经》——创世纪1.3;《奥义书》(Brihadáranyaka Upanisad)第1.4.1;古埃及神鸟迦楼罗的尖叫等。)与现代科学中的粒子物理学,均支持了上述演绎推理。比如:按量子物理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全部次原子粒子都是“波状”夸克;而根据人类现有认知,存在六种夸克以及六种反夸克(可参考理论物理学中的“弦”)。由此,我们可以假定:科学认为世界是由波及其“镜波”构成的。这种保持圆满的“波对”存在但不显相,处于不被感知的状态。图2b中并无任何实物,因为在图2a中的波与镜波形成了一个“波对”。而在图2c中,显现出一个波,是因为其镜波隐没了。因此,越多的“波对”分裂,越多的圆满缺失,我们能见到的波越多,则波对的统一性越少。 

我们能否断言“显相”越多,则“圆满”会越失衡?单一文化影响力越广,则人性越失衡?能否认为人类拥有汽车、飞机越多,环境就理应受到更多破坏?能否说明按人口增长论,人类的数量越多,就会让自然更加缺少平衡?在一代人之前,由罗马俱乐部成员所提出的人口零增长以及经济零增长的口号,是否恰当?在为其著作取名《幼时的美好时光》时,舒马赫的理论是否正确? 

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采取了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讲授边际效益理论 (价格昂贵的钻石是反映这一理论的绝佳证据,幸好,其供给极低)。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一理论用于经济利润而非环境状况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咬定某类经济增长很可能不健康、具破坏性且带来干扰。舒马赫所言不虚——用于经济的巧智带来了生存能力而非持续能力,因为不受制约的开发不但掠夺了自然资源,还引发了战争。所以,舒马赫确信(参阅[2])如此片面的观点来自于这些经济学家们忽视的玄学,它是一种传统而非现代的世界观与价值秩序。 

示例2、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标准——真理性

东西方世界观不同的又一实例,来自对某些言说具有多少真理性而值得传承。总体而言,笔者相信,《道德经》[7]开篇文字中便总结了在东方世界中被普遍接受的精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圣人老子的这一通话,暗示了个人修行到其自身之道的最后阶段时,无需他人帮助也可以开悟。这似乎在说一个人并非不需要听取更多指点,而是指其并不一定要追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意见。修道者必须牢记,任何指点所反映的都不过是其他人的经历,只能由修道者本人去“悟”出指点的真理性与不实的程度。即便是自相矛盾的言说,也可能具有逆向的真理性,但却不可言说。因此,任何此类言说的真理性程度必定介于0.1到0.9之间。由此说明,不能否认多样性的存在。 

但是,西方世界里,这一观念并未得到认同,对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信徒而言,他们认定其经典是直接来自上帝(或所信奉神灵)的文辞,后者的言说具备百分之百(1.0)的真理性。因此,任何其他宗教信息的可信性为0.0。从而得出结论:任何多样性都是来自于魔鬼的捏造,故属异端。这一观念增加了西方人对二进制数字“1”或“0”应用的开放性,进而引发了信息化。

“宗教真理之道的唯一性”造成的另一后果是“经济规律观念的唯一途径”。20世纪一位标志性人物W. W.罗斯托(W. W. Rostow)的著作[8]中以这样一种思想立论,即将世界全部经济体的发展归入一种且唯一的路线。他认为该路线必须分为以下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经济起飞”—“成熟阶段”—“高度大众消费时代”—“超越消费阶段”(参阅[8])。 三十余年之后,这一论断引起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注意,他在论文中指出[9]:“在中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废墟之上,给出一项指导,以创建成功的经济民主。”布热津斯基确信,世界各地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转型并且途径唯一。对此,他列举并特别指出三个阶段。虽然强调有效经济改革的首要前提是政治改革,但布热津斯基却略过了对中国改革之路的分析,而中国早已经历着引人瞩目并且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时期,却并没有以往政治改革的迹象。 

不用说,上面所提到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其他若干观念,导致了对经济决策与大规模生产的危险后果之间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现在,请参考一些带有反作用的例子。 

3、佛教经济学之前的科学研究

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那些对非西方国家事务进行过全面研究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上述的障碍。与罗斯托同时代的人物马克斯·韦伯指出,价值下降早已出现,并且并非由资本主义所导致(参阅[10])。这位德国社会学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标准。早在1905年,他就已经发表了著名的几个作品[11],涵盖其各项理论,例如,《宗教派别与社会阶层》《世俗(经济)禁欲主义的宗教层面》《宗教伦理的经济层面》。 

自此,一个世纪过去了,韦伯的各项基础理论似乎一直稳固。然而,出于某些原因,后续两代社会学者几乎全然忘记了韦伯所指出的方向。论题依旧是关注焦点,宗教的作用则不复出现。例如,1966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出版了一部议论文化影响的书[12],其中,他比较了许多例子,诸如“城市交往以及与非白种美国人沟通的制度”、“单一/多重时间观:语境/开放式隐含信息”、“职场与日常人群中的隐私”、“口头信息与人际距离”、“自我的边界”、“东西方对孤独和寂寞的诠释”等(参阅[12])。通过对一系列事情的观察,霍尔强调了文化影响力在经济合作领域的重要性,而将各种宗教作用排除在外。 

二十年后,较之于韦伯的著作,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的著作[13]更具与霍尔作品的可比性。霍夫斯塔德低估了(参阅[13])宗教的影响力并且千方百计地从中挖掘出“独立的”价值观标准。但是,其作品以荷兰人类文化学家从前坚持的实地调查成果为基础,已被证明是本领域许多学者可享用的一项资产。处理超过11.6万份调查问卷后,霍夫斯塔德采集的数据成为人们开始研究经济行为跨文化维度的重要信息来源。霍夫斯塔德观念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警示“个人主义社会不但奉行个人主义,而且认为个人主义也高于其他形式的潜在意识……经济学一直是一门研究个体的科学,而且,对其有显著贡献者多数来自诸如英美这样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以个体假设为基础的,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不大可能适用于盛行团体利益而非个体利益的社会”[13]。无可否认,霍夫斯塔德论述跨文化沟通领域的早期作品,开先例地拓宽了研究范围,后续做此项工作的还有南希·J·阿德勒(Nancy J. Adler)[14]、F. T. ropenaars、C. Hampden Turner[15]、Richard D. Lewis[16]、GLOBE项目的参与者[17]等。

与布热津斯基同代的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给出了以下例证:当时一些远东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不同于(远)西欧。他指出[18]日本经济并不遵循西方专家宣告的具有普适效力的法则。在“旭日之国”,通胀和失业似乎与西方的模式很不一样。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日本设法长期保持了外贸顺差以及高水平的日元汇率,进口之低远超出西方认为的正常范围。西方专家对远东经济体的内在动力了解不足,后者绝对不属于西方式经济(参阅[18])。对于日本自身不是受西方强烈影响的思想,亨廷顿给出了若干证据。他认为:一般而言,宗教是决定文明生命的最重要因素。亨廷顿参考的是古代雅典人的观念,古代雅典人认同具有伟大宗教的伟大文明,并发现每一文明的坚实平台就是宗教。韦伯论述的世界五大宗教中有四个与文明联系紧密,其中第五家指佛教,除在亚洲若干国家占显著地位之外,佛教的影响力还具备某些特殊的国际色彩。有人期望由西方世界倡导全球化不断“征服”而“吞并”世界其他文明,这位哈佛教授对此表示了怀疑(参阅[18])。 

20世纪末,两位澳洲职业外交官李瑞智(Reg Little)和黎华伦(Warren Reed)遵循的思路似乎与韦伯和亨廷顿亦步亦趋。在两位外交官的著作中,他们先假定“各个文明的建立基础是以提升人类灵魂的神话和人类圣贤为中心。比起神话,人们更经常围绕着圣贤或者精神领袖,诸如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19]因而,关于各种精神遗产,上述作者从儒家典故到佛教传播、基督徒的出现,直至现代的儒家复兴,一一审视了东亚历史。在上述每一步中,都假定圣人思想已经在为重大事件构建框架,并且在最近东亚经济体的一系列腾飞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假设将经济成功归因于事实——那些国家的各个民族在合作和经济决策中一直遵循着儒家规范。而这一观点似乎还有许多理由佐证,比如,四年之后,美国的Joel Magnuson和约翰·霍尔(John Hall)在其相关论文中得出了相同结论。[20]

图3:基于宗教的价值秩序的地域分布

鉴于此,21世纪初期,作为相对容易的一步,可以将霍夫斯塔德的研究数据进行整理。分组依据是把基于宗教的价值秩序作为影响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笔者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21]使用了霍夫斯塔德[13]和阿德勒[14]、Tropenaars及Hampden Turner[15]的论著,制定了以下12条标准:1)权力差距为不言而喻并可接受;2)我认同等级制度;3)上司通常能帮助下属解决困难;4)我会对上司提供私人协助;5)称呼用我们而不是我;6)个人应当因为贵族家庭出身而受到尊敬;7)两性观念;8)离婚率不到千分之一;9)公司应给员工提供住所;10)我将自己归入非个人主义者;11)我的时间观通常为长时间;12)我认为天命难违。这些标准的每一条信息分为四栏,把这四栏基于宗教价值秩序而划分为四大地域(类别)(图3):佛教、印度教、道教以及神道教形成“传统型”类别;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形成“穆斯林”类别;希腊东正教、斯拉夫东正教以及天主教国家形成“东正教及天主教”类别;而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则组成了“新教”这一类别。

 

图4:对“权力差距为不言而喻并可接受”的回答分布

      

图5:对“个人应当因为贵族家庭出身而受到尊敬”的回答分布

图中横坐标文字: Protestant(新教) Orthodox & R. Cath(东正教及天主教  )Muslim(穆斯林 ) Traditional(传统型 )  

            

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只能说,仅仅是上述提及的每条标准的图表,几乎全部符合另外一种或其他特定类型的经济体(由图4、图5演示)。就价值秩序而言,我们从中得到的普遍信息是:“传统信仰”地区和东正教以及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差异,一半接近于新教(占主流)地区与基督教国家中其他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上述假设,可由Colin Ash在2007年8月23日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上从Layard处援引的资料为证(图6和图7)。[22]如此高度相似绝非出于偶然,所以最有可能的结论是:在传统型国家(主要指佛教国家),每增加100美元收入带来了最高幸福感,换言之,将收入每增加100美元转换为幸福感过程中,传统型(佛教)价值秩序最具效果,而凯恩斯及其继承人的价值秩序则稍逊之。

图6:在人均收入10000美元每年的国家,增收100美元所增加的幸福感

图7:在幸福感超过60%的国家,增收100美元所增加的幸福感 

4、总结

按照佛教经济学理论,透过西方视角,观察欧洲的经济状况,能够发现什么?Apicai Puntasen所言极是——对幸福感(或者福利)的误解首先是在17世纪由托马斯·霍布斯推介给大众的。[23]根据舒马赫——凯恩斯的看法,对于一个世纪前流行并受到鼓励的错误倾向,霍布斯的思想扩大了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影响,并且宣扬危险观念“笃信经济”。尽管数百年中,若干西方学者付出过努力,凯恩斯的继承人如主流经济学家却频频将世界经济某些方面推入愈演愈烈的危机之中。马尔萨斯鲜被提及且被评论为过时,罗马俱乐部的遗产已经被遗忘,而舒马赫思想的任何明智论说也都已默默无闻。20世纪末的三十余年中,思想开明的西方科学家们所推出的论点仍属实情。 

凯恩斯主义遗产的影响很难克服,可能存在两大主因:其一,欧洲式的共产主义连同其反个人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信誉;其二,尽管在此方向上已经有所努力[24],但是,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重振迄今对经济学领域并无影响力。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并非现代基督教世界观的每一观点都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

 正如Linda E. Nowakowski所阐明的那样,作为最受西方接受的传统价值观,佛教更能适用于上述困境的改变[25]。“逆向转折为多重同步创新创造了机会……激烈变革通常由外部创造者所带来……”Laszlo Zsolnai建议人们[26]深入研究佛教经济学,以之作为西方经济思想体系的替代之选。正如Apichai Puntasen所述[23],佛法或者佛教思想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基础,已经开始发挥出积极效果。即便如此,正因为几乎无人能够摒弃既有意识特质的影响,在经济领域引入佛教思想以改变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任何尝试,都可能被解读为想要反对西方对世界本身的普遍观念。对数字观念的归纳性和演绎性理解,以及任何哲理性断言的真理性程度,可以作为体现东西方价值秩序差异的确切例子,此类差异的确影响着经济决策。因此,初步看来,东西方经济决策共存的想法有更多疑问。 

5、警示性的结论

上述总结以及所支持的思想是否具备普遍有效性,尚待观察。因此,我们以警示性结论的方式,提出以下建议来供考虑: 

弘扬佛教经济学的原则,应根据已经确定的基于宗教价值秩序所在地域范围(图3)而选定。进而可以根据一两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些调整。此种做法最有决定性。例如:根据近期的某些研究发现[28],与1100年以前由中亚迁徙到中欧的祖先们相比,大多数匈牙利人的价值秩序更多偏向东方 (参阅[28])。 

“佛教经济论坛”应当为全球人民提供实用的替代选择。这样做尽管有困难,但是,将这些替代之选与深深植入大众的价值秩序相比,还是前者更容易做到。无论个人认识到的潜在利益能达到多少,其既有思维模式的潜在影响也可能统统被予以排除。为了治疗凯恩斯理论的破坏性,应该打消这样的恐惧——认为佛教正在成为一个传播福音的宗教。应该帮助西方大众认识到,佛教经济学思想并非异域诞生、并且侵入西方的精神安慰剂;佛教经济学的价值秩序已经得到了东西方一致认同;佛教经济学只是一系列历史悠久的经济研究所获得的最新发展。人们应当更多的讨论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点,应当推广两者的相似之处。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对价值秩序之间的差异有更好的相互理解,这并不要求佛教徒以及基督徒放弃他们当前的宗教信仰。

如有可能,边际效益理论的发展,应当有助于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一项产品的价格越低廉,大众消费或是随后的大规模生产就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灾难性后果,克服这些后果时就有可能碰上更多的困境。

对于在一些后工业国家愈来愈风行的个人主义,应鼓励更多的个案研究以及理论文章的发表来帮助人们认识到——“法律如无明文规定,则个人可任意而为”的西方原则愈加导致各种退步。而能源消费、环境保护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复杂化,也不是仅仅通过法律便能妥当处之。 

在非守旧国家,应当开展对一些传统玄学的实验性传播,以此展开宗教教义对经济层面的影响。笔者怀疑,西方众多的科学家们是否能够切入佛法精义,同样,也怀疑亚洲的众多佛教学者能否熟知隐匿于《圣经》的某些内容。因此,上述双边的社会学者们,则必定难以认识到对方同行们的理解上的偏差。在大学中,则应鼓励讨论霍夫斯塔德的以下论说:“对他国输出观念却无视这些观念发展的价值观氛围,同时,由输入国家的盲从者接受此类观念。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政治上,同样可借鉴于教育界,特别是管理和组织领域。美国在二战前后数十年的经济成功,已使其他国家的人们相信美国的相关管理思想肯定更优秀,所以应当照搬。他们忘记了探询前述思想发展并应用于何种类型的社会,是否如书中所称的付诸行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今,日式理念也遭遇过同样的情形。”[13]。 

参考文献

论文:

[1]F. Hoyle,(1964)《论人类与星系》(Of Man and Galaxies),Heinemann教育出版公司及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3]R. Benedict,(1963)“《文化模式》( Patterns of Culture ),由Routhledge & Kegan Paul公司和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 

[9]Z. 布热津斯基,(1993),《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欧洲研究》(Eurasian Studies)发表于1994年春第一期,页次:42~56.首次发表于1993年秋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10]马克斯·韦伯,Gazdaságt rténet《经济学历史》[文集,匈牙利译本主要来源:Wirtschaftgeschichte,Duckner and Humblot,柏林,1958;Wirtschaftund Geselschaft,J. C. B Mohr,Tübingen,1972;《社会学论文》(Essaysin Soci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8] 

[11]马克斯·韦伯,(1905)《新教道德规范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引用基于匈牙利译本:A Protestáns Etikaésa Kapitalizmus Szelleme,GondolatKk.布达佩斯,1982) 

[12]E. T. Hall,(1966),《隐匿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Anchor出版公司,Doubleday,纽约  (引用基于匈牙利译本:Rejtett Dimenziók,GondolatKk.,布达佩斯,1980) 

[13]G. 霍夫斯塔德,(1991),《文化与组织》(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Harper Collins出版公司,伦敦W68JB1994 

[14]N. J. 阿德勒,(1990)《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15]F. T. ropenaars及C. Hampden-Turner,(1997),《文化弄潮》(Riding the Wave of Culture),Nicholas Brealey出版公司,伦敦WC1N2AT 

[16]R. D. Lewis,(2000),《文化碰撞时》(When Cultures Collide),Nicholas Brealey出版公司,伦敦WC1N2AT 

[17]“全球领导学及组织行为效力”(GLOBE)研究项目,一项多阶段、多方式的跨文化研究,来自全世界的参与研究人员考察社会文化、组织文化以及组织领导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由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系主持,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经济学系参与了该项目。 

[18]S. P.亨廷顿,(1998),《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滚石出版社(引用基于匈牙利译本:A Civilizációk· sszecsapásaésa Világrendátalakulá -sa,EurópaKk,布达佩斯,1998) 

[19]李瑞智和黎华伦,(1989),《儒学的复兴》(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悉尼联邦出版社出版 

[20]J. Magnuson和J. Hall(1993),《儒家传统与东亚经济腾飞》(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 Ascent of East Asia),《经济学刊》,1993年7月

[21]JánosMáté.(2006),A Transzcendens Etikaésa Globalizmus Szelleme,《超然的道德和全球化的精神》(The Transcende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Globalism),Gondver,布达佩斯 

[22]C. Ash,(2007),《幸福与经济学:一位佛教徒的视角》(Happiness and Economics :a Buddhist perspective);于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发表 

[23]A. Puntasen,(2007),《为何需要佛教经济学作为迈向幸福(或健康)的一种新范式》(Why Buddhist Economicsis Needed as a New Paradigm to wards Happiness(or Wellness)),发表于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

[24]A. Paster,(2003):3-5-4”,oder:Person- undarbeitsorinentiertefreie. Wien(手稿),同时参见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的如下演讲: 

—Imsand Jakobsen(2007)《生活品位》(Quality of life);《消费主义与精神存在主义的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 between Materialist or Consumerism and Spiritual Existentialism) 

—J. C. Magnuson,(2007),《正念的经济学:将佛教经济学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团体》(Mindful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Core Values of Buddhism Economics into the Community Corporation) 

—Brohm及Muijen(2007),《组织内的生存艺术:像舞蹈般组织》(The Art of Living in Organizations:Organizing as a Dance) 

[25]L. E. Nowakowksi,(2007),《自足经济概念的平行发展》(Parallel Developments in Sufficiency Economy Concepts),发表于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 

[26]L. Zsolnai,(2007),《西方经济学与佛教经济学》(Western Economics versus Buddhist Economics),发表于“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2007年8月23日 

[27]参见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的如下演讲: 

—Chaisumritchoke,S. T. (2007),《自足经济,国王的理念:运用佛教经济学发展泰国当地药业,谋求可持续福利》(Sufficient Economy,the King’s Philosophy:An Application of Buddhistí Economics to Develop Thai Loc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For Sustainable Well-Being) 

—P. Daniels,(2007),《佛教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经济制度》(Buddh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haping Economic Systems) 

—K. Kaewthep,(2007),《激进保守的佛教乌托邦:Asoke民众》(Aradical Conservative Buddhist Utopia:The Asoke People) 

—W. Prayukvong,(2007),《概况:企业社会责任的佛教经济学方法》(An overview of a Buddhist Econom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Yulianti (2007),《精进的印尼佛教企业家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 of Progressive Indonesian Buddhist Entrepreneurs) 

 

[28]Falkné,B. K. (2001), 《跨文化沟通》 (Interkulturális Kommunikáció)PüskiKk,布达佩斯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歌者

校对: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