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同情心之间的鸿沟

金钱与同情心之间的鸿沟

The Money-Empathy Gap

作者:丽萨  米勒

By Lisa Miller

2012年7月1日《纽约时报》

 

最新研究暗示,口袋里的钱越多,一个人的表现就越缺少人情味,至少越欠缺仁慈!

     贵妇人犬,遇到“品种低贱”的小犬,总是会让它尝尝灰土的滋味。

               摄影:凯瑟琳 勒德(Photo: Catherine Ledner)

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校园内,两名学生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玩一种特殊的“大富翁”游戏。游戏由一个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进行操纵,所以其中一方注定没有赢的机会。技能、头脑、悟性和运气,这些在生活和其他游戏中都堪称神圣的成功要素,在此处却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钱”。

身穿条纹T恤的褐发玩家,是游戏中的“有钱人”。游戏之初,他就从垄断银行得到2,000美金,每次过关再得200美金。另一位身体富态并戴着眼镜的玩家,则是游戏中的“穷困人”。游戏之初,他得到1,000美金,每次过关再得100美金。每个回合,T恤男可以掷两次骰子,而眼镜男只能掷一次,所以他的前进速度为此大大受限。

两人在两台摄像机镜头的注视下,玩了15分钟。在大厅另一头的无窗房间里,研究人员们挤在一台电脑屏幕前,他们将游戏玩家的每一个表情和手势,记录在强大的电子表格里。

T恤男不是在“赢”,他正在“摧垮”眼镜男。起初,对于两者间的不平等竞争,他只是一味傻笑,为此尴尬的情形而略感不安。他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事有点古怪,不公平,可是管他呢!”

很快,随着他娴熟地纵横棋盘,购买资产收取租金,先前的不安已烟消云散。他是一个瘦瘪的小伙子,但却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用双手撑在桌子的两端。一路上,他用力地拍下棋子(在实验中,有钱玩家的棋子是一辆劳斯莱斯),震得棋盘砰砰作响,以此作为自己这一轮的休止符!

有一阵子,大约4分钟样子,他甚至一度拿起眼镜男的棋子——一只小巧的“精灵鞋”,帮他走棋。随着游戏接近尾声,T恤男走棋越发果断。

现在,这场奚落终于结束:T恤男劲头十足。他拒绝理睬眼镜男气鼓鼓的瞪视。他从失败者手中收取现金时,表情比石头还冷漠。

Jane Goodall 曾说,灵长动物学家早就知道,黑猩猩会以一些彪悍的行为来彰显自己的地位优势,如拍手、跺脚或横冲直撞并拖曳粗大树枝。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探究过等级制度在部落和族群中的影响。但是直到最近,心理学家才开始认真考察,金钱这一现代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对人类心理行为的影响是怎样的。

在心理实验室的可控环境中,伯克利的研究者们无视测试者的真实经济背景,而让其暂时富裕,借此展示“金钱”这唯一变量的潜能。

心理学家 Paul Piff设计了这一实验。他说:“在游戏中,将一个人置于更多特权更多权力的角色中,会使他表现得如同那些真正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一样。”

像T恤男和眼镜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游戏,持续了一年。相关的观察结果,尚未出炉。但Piff相信,它们一定会支持并进一步阐释他此前的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

今年早些时候,年方30的Piff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更高的社会阶层预示着更多不道德行为”。为此,他成了半个名人。

借助小测验、在线游戏、调查问卷、室内场景试验,实地考察等一系列方式,研究显示:身处社会经济的高位,会让人“失去人性”。它使人更不道德,更自私,更狭隘,比其他人更欠缺慈悲心。在Piff的一次实验中,它使人更有可能从儿童专用的碗中抓取糖果。

“虽然有钱不一定使人成为某个大人物,”Piff说:“但有钱人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他们更可能表现出令人讨厌的个性,就像一个典型的混蛋。”

有位研究人员急切的推动这些发现,并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在留言栏中,抹黑者指责Piff利用自己的实验室推动左翼议程,而他的基地在伯克利这一事实更是助长了此类怀疑。Piff的电子邮箱塞满了邮件,或污其为“自由主义白痴”,或贬其研究为“垃圾科学”。

“我敢打赌,”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说,“一位热衷于财富再分配的国会委员会主席,远比一位反对财富再分配者,更乐于召唤这些专家去国会听证。”

Piff的研究,很容易被疑为带有意识形态动机。他说,“研究的意义,在于晒一晒社会阶级带来的一些影响。”

然而,无论研究者的用心何在,Piff说:“测试结果不可能带有政治色彩”。而那些数据,清晰地指向这一结论。

“如果研究发现地位更高者更为慷慨,我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兴奋呢?”他反省道,“我多半不会这么兴奋。但实验结果并非如此。”

 

  • 如何在此社会中成为一个成功者

 

正如Piff所问:“最近一次,你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之上,是在什么时候”?

是不是就在昨天——当时,你朝着服务员咆哮,只因为你的卡布奇诺咖啡上得不够及时?

或许是在上个星期——当时,你快迟到了,在地铁站的楼梯上,你与一位母亲旋风般擦肩而过,她正拖着婴儿车挣扎向上,而你却冷酷地想着为自己的弃之不顾开脱:“今天上午9点的会议可是第一位的,不能让那位女士的婴儿车成为我的负累”。

这一代年轻的科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营销学教授,以及神经生物学家——正利用着史无前例的收入差距,探索此类行为。Piff便是其中之一。

《心理学评论》即将刊登一篇文章,该文由Piff及其同事Michael Kraus,以及另外三位科学家,共同署名。Michael在文中说,他们关注的是世人所谓的“达官贵人”具有哪些“可以预见的社会认知思维模式和世界观”。

这一领域刚起步不到10年,其结论“尚不成熟”,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ohn Dovidio如是说。

金钱有一百万种象征意义,分别对应人类纷繁无边的欲望。喜欢它,得到它,拥有它,使用它,挥霍它——这些冲动,对性格、行为和人际关系有着迥异的影响。目前尚无一人,能够捕获所有的细微差异。但在这个一向认为阶级区别无关紧要的国度里,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正着手证明,其实践是多么具有决定性。

这一研究,不是为了控诉那1%的群体——家庭的净资产的平均值在1400万美元以上。也不想挥舞自己的结论,给这个阶层的每个人贴上“自私”和“唯我独尊”的标签。显然,比尔盖茨(Gateses)和卡内基们(Carnegies)拯救过很多生命,并启迪了几代人;此外,一个人慈善捐赠的意愿,取决于他有多少钱。

但自1979年以来,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其收入增加了45%;与此同时,底层的五分之一低收入家庭,其收入却下降了近11%。这些研究者希望探索一个适时的课题: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切定位取决于个人成就,而个人成就唯一由金钱、特权、身份来衡量;它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机制,乃至极端到渐渐将身边人唯一视作“实现个人野心的助缘或障碍”。

Piff不会圈定一个财富的峰值:一旦逾越,性格便会改变。他的道德行为研究,只是为了提示,在社会经济高位和人情冷漠之间,有一条强有力的纽带。

此处存在着一种“加速度”效应:两者的关系曲线陡峭上冲。身处更高社会经济地位之人,他们的欺骗倾向,几乎是身处低位之人的3倍。

Piff的研究还暗示,一个渴望发家或显赫之人,他遇事的抉择,迥异于那些对现有物质生活水平较为满意之人。

有一道问卷题为:“要想在此社会成为成功人士,你得利用每一个机会。”如果你在“同意”选项下打钩的话,你的行为更有可能背弃道德,这和你实际上有多少钱无关。

这一新领域的结论,和人类直觉并无冲突,它不属于“地球是圆的”那样的颠覆性发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哲学家们和作家们就已经开始高谈阔论财富潜在的腐蚀作用。耶稣告诫说,让骆驼穿过针眼比在天堂遇到一位富人更容易。但丁地狱的第四层,是为贪婪者专门设计的。守财奴、Lily Bart和Sherman McCoy,都是现代的维吉尔(Virgils),他们是生活在金钱束缚中的人们的地狱向导。

但科学有自己的价值:科学寻求解决问题。此外,尽管富裕被视为灵魂的潜在威胁,但以经验而言,在美国,人们并未以此为忧(相比之下,穷人的健康和命运得到充分研究。)

有钱人的体型比穷人更瘦,心血管更健康,寿命更长。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在标准化考试中分数更高。“他们有的是钱”——据说海明威曾这样讥讽过。过去3年间的实验显示,富人受情绪紊乱的折磨比穷人少;他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更少,这意味着,他们面对威胁更从容。

但是,当2012大选渐临时,和以往选举相比,这一次更像是一次全民表决:“究竟多少财产应用于分享?”——位于收入频谱两端的人,他们看上去不仅仅是意见分歧,而简直像两个不同的部落,碰巧被冲上同一片海滩。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数据:最富有的20%美国人,拥有87%的财富;其余80%的人分摊剩下的财富。

社会地位的变更,从未如想象中那么容易,事实上,它相当停滞。40%的美国人,社会地位和其祖父一样;美国的社会地位流动性比日本和法国更低。

 

2、仅仅一个掌握金钱的念头,就能使人更自私

 

政治分歧反映了经济上的鸿沟。15万亿美国国债的解决方案如此对立:要么“削减支出”,要么“增加税收”。这一两极分化现象,促使Jonathan Haidt等心理学家着手探寻道德偏见的根源。

Mitt Romney是历届最有钱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自称无法爱上“奶酪玉米渣”一事,被反对者们视为明证,指认他远离大众,难以引领经济服务于全体公民。然而,对支持者来说,他靠私募基金赚到盆满钵满,恰恰证明他具备民众领袖的聪明才智。

大体上,美国人对财富差距的容忍度很高,只要他们相信,这种差距源自精英素质。但Piff及其同事的研究,指出了收入悬殊的另一种可能——心理因素,至少起到一部分决定作用。

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老命题。如果挣钱或有钱使你心肠变硬,那么最初,是否正是你的铁石心肠帮你赚到了大笔的钱?

大量最新研究不容置疑地指向前一个论断,Kraus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作时得出的结论,“仅仅一个掌握金钱的念头,就能使人更自私。”

有关性情因素的数据收集则远远滞后,原因之一,是在设计一个令人信服的实验时,性情是一个比金钱更难把握的变量。

Kraus说:“它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它和你的基因有关,它和你为出人头地而个人奋斗的行为有关。它还和你的社会地位相关,个人前途最主要的预言来自你父母的收入水平。”据经济政策研究所一项调查,过去10年中,最低收入人群中只有16%的人进入了中产阶层或更上层。”

精神病学家T. Byram Karasu,在爱因斯坦 Montefiore医疗中心工作,这里有很多富人客户。他相信,所有非常成功的人,都有一些相同的基本性格特色。他们具有高于常人的智商、随机应变和抗焦虑能力。

“他们性感并富有侵略性,”他说,“他们不惧对抗,和任何人都敢于一争长短,事实上,他们正是从此中崛起。与其形象相反,他们并不外向。在需要时,他们会很开朗并极富魅力,但在私生活中,他们相当私密。”——引用《教父》里的台词“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生意人。”

今年初,供职于巴黎圣母院索邦大学的Timothy Judge,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他们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可爱的小伙子们,还有姑娘们,真的总是最后一名吗?——性别和人缘对收入的综合影响”。该文为Karasu的观点提供了某种支持。

文章用部分篇幅探讨了一个现象:女性在职场上被视为弱者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文章还暗示,人缘差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入,这一显著关联在男性身上尤具戏剧性。

研究采用了一些问卷题,意在评估——被访者天性宽容抑或爱寻过失?他们是否容易信任他人?是否冷漠?是否体谅?是否容易合作?

根据回答,每个人得到一个人缘分。在特定的年份中,人缘最差的男士们挣到42,113美元;而人缘最好的那些人只挣到31,259美元。

人缘指数与岗位职责以及荐升管理层的几率有关联。在金钱和不近人情之间,似乎存在着永恒的互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Kathleen Vohs说:“你一心想挣钱,于是你表现得像个混蛋。没人喜欢你,于是你更加一心想要挣钱。”

Piff最“臭名昭著”的一项调查,似乎展示了富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程度,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围着他们转。去年,他在80号州际公路与林肯高速的交叉路口蹲点了3个月。这个繁忙的路口,地处伯克利码头附近,布满砂砾,每个角落都竖立着一块“四向停车”牌。这样的交通标记在北加州随处可见,汽车在此须减速停车再依次通过。

Piff和他的研究团队造访的那一天,时值春季,阳光明媚。高速路两边的路基上盛开着一丛丛紫色野花,一条自行车道从花丛中蜿蜒而过。他们于交通高峰期,选在海风超市和熟食店附近,监控来往车辆。他们蹲在灌木丛后面,记录下通过路口的所有车辆,并给每一辆汽车打出1-5分(5分也许会是一辆崭新的奔驰,而1分可能意味着一辆老旧磨损的本田,就像Piff本人的座驾一样)。然后,他们观察每个司机的表现。 Piff发现,三分之一的5分车司机径直驶入交叉路口,而没有停车观察——根据加州交通法则,这可是违法行为。Piff在他的PNAS论文中特别向读者强调这一点:“高档车司机最有可能随意变线插车。即使我们特意区分了时段,性别,交通流量,情况依然如此。”

在Piff设计的另一项类似的测试中,结果更加惊人。一名研究者在车辆驶近时踏上斑马线,以测试司机对行人的关注,就像纽约人在上班途中和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擦肩而过一样,足有一半的5分车径直冲进斑马线。Piff告诉我:“他们像是根本没看见行人一样”。

3、了解他人的困境很难

 

2000英里之外,在明尼苏达大学实验室里,Vohs完成了一系列实验。实验结果暗示,仅仅想到钱就会减少一个人的同情心。38岁的Vohs是一个心理学家。9年前,她辞去年薪32,000的助教职位,跳槽到一个加拿大商业学校,那里的年薪是原来的5倍。突然之间,她不再求助朋友送她去机场。她还雇了一名私人采购员。这件事启发了她,开始研究“金钱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她说:“我变得更为独立,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减少”。于是,她产生了另一个念头:“我们有必要在理论层次上了解,在财富语境中,人的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

2006年,她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实验报告。她事先给实验对象涂上“钱”的底色。换句话说,她在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们脑中植入“钱”的念头,然后观察他们的社交行为,并和对照组进行比较。

在一项实验中,她让受测试者在一个房间内独自等候,房间里有张大桌子,上面“碰巧”散落着一些金色,绿色,橙色的“大富翁”纸币。10分钟之后,她将受测试者带到另一个房间,让他填写一堆心理问卷,其目的在于迷惑受测试者:他知道自己在参与一项实验,但并不了解这项实验的测试内容。

受测试者认为测试结束之时,才是Vohs收获结果之际。受测试者走向门口,一头撞上另一个人,此人双手抱着一堆书和办公用品,这些物品特意堆得很高。这个Vohs特意安排的人,会从手中掉落27支黄色小铅笔,就像你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上得到的那种。每个受测试者都弯下腰,帮着捡拾地上的狼藉。但被“钱”涂色的人,捡起的铅笔比对照组少15%。

今年5月,在Vohs的办公室,我们谈起此事。Vohs强调说,被“钱”涂色并未使受测试者变得恶毒,只是会有点心不在焉。

“将他们和孤独症作类比,并无不妥,”她说。“我不认为他们有何恶意,只是捡铅笔这种事根本不在其眼中。”

在一轮又一轮的实验中,Vohs发现,钱可以令人产生社交障碍。她以不同方法给受测试者“涂色”。比如,让受试者坐在休眠的电脑边上,在电脑的屏保中,纸币像玻璃缸里的热带鱼一样,在屏幕上来回浮游。或者,让受测试者用打散的单词还原句子,其中包括“账单”、“支票”或“现金”这样的字眼。然后,她测试他们对他人的敏感度。

在她的《科学》刊文中,Vohs向世人演示:那些被“钱”涂色的对象,在需要帮助的同事身上,愿意花的时间会更短;而在假想的慈善活动中,捐赠的金额更少。

有一项测试,请受测试者为一个新加入会议的陌生人找一把椅子;和对照组相比,被“钱”涂色的对象会将椅子放在离自己更远的位置。

当被问及,打算如何度过闲暇时,被“钱”涂色者更多地选择了个人烹饪课程,而非聚餐会。而在给定“协作”或者“单干”两个选项时,他们倾向于单干。

Vohs甚至发现,被“钱”涂色者对情感伤害和身体伤害的感受更轻:他们的手,在滚烫的水里可以放更长时间;而在被剔除出投球游戏时,他们的沮丧情绪也更少。

“钱”,Vohs说,“让你进入功能模式。在此模式下,一旦涉及到与人交往,事情便会一团糟。你会为了成办某事,忽略他人的感受,或不把他人作为个体关怀。”

批判者抱怨,Vohs的“涂色”技巧,使事情更困惑而非更清晰。因为人们无从得知它复制了现实生活中的哪一种精神状态:缺钱?挣钱?还是有钱?

Vohs反驳说,她会测试实验对象的焦虑情绪,而这通常并未发现。由此可见,她并非在创设一个产生焦虑(或需求)的情境,而更像创造了一个物质丰裕的情境。

我认识一个很会赚钱的人,他很可能同意Vohs的发现。财富“令人孤立”,他说:“你得像狗一样埋头工作,20年或30年后抬头看时,你是成功了。但是高中的哥们已经和你失去联络,而你和太太也没有了共同语言。你埋头应付自己的难题。你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很难了解他人的困境。”

长期以来,公众健康研究表明,穷困对大脑有灾难性影响。3岁大的穷人孩子,词汇量比富裕家庭的同龄孩子小3倍。他们的记忆力也运转不佳。贫困孩子的执行功能也欠缺开发,不如富裕孩子。这意味着他们在很多方面得付出更多艰辛,如:分拣和组织信息,提前制定计划,在变化的环境中应对某一事件。

伯克利大学的Robert Knight的研究显示,在贫困社区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的大脑前庭——大脑负责注意力和集中力的区域,受到更多损害。

俄勒冈州维拉米特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如果给幼童戴上耳机,左右耳同时播放不同的故事,再让其复述右耳听到的故事,此时,穷孩子和富孩子的表现同样出色。然而,脑电波显示,穷孩子在过滤外部干扰时,付出更多艰辛。

 

4、研究者认为10年内,这个问题会有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此项贫困研究的推论,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财富赋予你一个更优秀的大脑。它使你成为一个更富战略眼光的思考者,一个更精明的决策者。研究表明,一个人越是善于展望自己的未来,他的储蓄账户现金余额可能就越多。

根据Dovidio的推测,富裕者的认知优势会加速累积。因此,特别富有者的大脑功能,比中等富裕者更胜一筹。这些尚待验证的假设,位于这一新科学的前沿。Dacher Keltner负责监督Piff及其同事的研究工作。他认为10年内,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事情的轮廓已日益清晰。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Eldar Shafir已经证实,在富裕的环境中,人们会做出更合理的金融决策——这并非因为有钱人受过更好的教育,能够采纳更好的建议;而是因为靠一张张工资单过日子的人,没有那么多精神空间,做出最聪明的长期规划。

富裕者的高效大脑,可能使其切断“亲近社会”的冲动;并导向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所说的“残忍”行为。“在追逐金钱时,他们更乐于伤害他人,”他说,“看看那些出类拔萃之人,他们往往也是些难缠的角色。”

去年秋天,Keltner的另一位学生,27岁的Jennifer Stellar,上了头条新闻。她用生理学而非行为科学为尺度,以测量社会阶层与同情心之间的关联。

首先,Stellar让65名伯克利的本科生填写问卷,描述其家庭教育情况和收入水平。接着,她给每个受试者戴上心率测量仪,并为其播放两段视频:一个是介绍如何建造后院露台的短片(这作为“参照”系);另一个是St. Jude医院的广告,那是一家专门治疗癌症儿童的医疗机构。

广告中,一些因化疗而秃头的小孩子,正安之若泰地接受医疗检测,而他们备受打击的父母强忍悲痛想要振作起来。这则广告,借用一句俗话,就是一个“催泪弹”。

在观后访谈中,所有受试者都说,St. Jude医院的广告非常感人。但经验告诉我们,同情心是可以测量的,因为它会改变面部表情,并减缓心率。通过监测心率仪,斯泰勒发现,从生理学意义而言,社会阶层与同情心之间有一种负面的直接关联。

斯泰勒写道:“社会底层的人,在见到他人的苦难时,心率减缓得更厉害。”而来自上层社会的人,心率普遍没什么变化。

像Vohs一样,Stellar在接受采访时很谨慎,她强调说,上层人士的这种麻木是下意识的。这并不是说:“我是见到你在受苦,也了解,但我并不在意。”Stellar解释说:“他们只是思维掉线了。”

上述研究似乎表明:金钱的获取和拥有,会使人们变得自私、孤僻。但同样的结论是:正是些自私和孤僻的人,才获得升迁——这似乎又回到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命题。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缘由:富裕者和钻营者,会把财富和地位传给子女,这是为人父母的常情;于此同时,子女也往往继承了他们的性格禀赋。

底层社会和上流社会的成员,通常和自己同阶层的人结婚。在即将发表的联名论文中,Krause如是写道:“他们生活的社区,就读的学校,合作的同事,都具有与己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于是,每个群体的价值观都日益根深蒂固,并令对方感到费解。2007年,Nicole Stephens领导的一个团队,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Hazel Markus合作,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刊文说,“工薪父母向孩子们强调得更多的是,‘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或者自强自立虽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他人需要,并遵守社会公则和行为规范。”

相比之下,高薪父母告诉孩子更多的是——“这世界非你莫属”,并强调提升自我和发展个人兴趣。在美国最好的社区,回荡在操场和棒球场上的呐喊“加油!干掉他!”,不只是一种对孩子自尊的关怀,更体现了一种“伸长脖子争第一”的世界观。

这也是Markus研究的兴趣所在——不同阶级的思维模式。她和同事们发现,泛泛而言,富人更看重个性——独特性、别致性和个人成就,反之,底层人民则偏重于一致性,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团队归属感。2005年,Markus在一篇联名论文中指出,那些高中毕业的人,喜欢乡村音乐,因其传递了一种团队和合的信息。而独立音乐,因其张扬的独特个性,深受有大学文凭的人们的喜爱。

在2007年的论文中,Stephens通过“圆珠笔偏好”测试,同样发现了这一“自我形象”的差异。她将测试对象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让每个人在5支笔中选一支。这些笔款式一样,品味精致让人心动,唯一的区别是颜色不同。5支笔中,3支是一个色(比如,绿色),其余2支是另一个色(橘色)。在测试中,低收入组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绿色,而高收入组大多选择了橘色。

低收入组希望和同侪保持一致,Stephens说,而富裕者则表现出“对独特和个性的偏好”。

 

5、为什么“美国梦”其实是两个梦

 

在另一个实验中,史蒂文森向消防员和MBA学生提出一个假设:“你刚买了一辆新车,然后发现你的朋友买了辆一模一样的车,你感觉如何?”

消防员们个个都很兴奋,会说一些“棒极了!他买了辆好车!”一类的话。MBA学生则有点消极或犹豫。一个人说:“我会有一点点儿恼火。”另一个人说:“他毁了我的别致。”

麦迪逊大街的商家们,早已发现美国人这种“自我形象”的分歧,并加以巧妙利用:卡车广告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满当当的停车场,卡车停在一个几代同堂的野餐场景中,配上诸如“去更远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的广告词。跑车广告中,则会出现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独自飞驰的跑车。“法定限速。远不止此。”——宝马M3的这一广告词,和Piff的发现不谋而合,暗示高档车一向不循规蹈矩。

“美国梦”其实是两个梦。

一个是作家Horatio Alger的神话:主人公凭借决心,创新,和努力,获得了成功,并日益繁荣。

另一个是“消防屋的聚餐”——国庆野炊:一如既往的绿色,每人拿出一小份,团体便得到了一大堆。马库斯的这幅作品,似乎昭示着两种梦的分歧:上层社会继续憧憬着个人的成功,其他人却在大锅饭前徘徊不已,抱怨体制已被破坏殆尽。

有研究表明,有钱人倾向于将失败归罪他人,而将成功归功于己;而社会底层的人,则将失败归结为不平等的环境以及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但实际情况更加微妙。每个美国人,无论穷与富,都在这两个“自我的理想”间徘徊,调整自己的抱负,校对自己的行为。

据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近一半的18到29岁美国人,相信自己“有可能”致富——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不支持这一想法。那些已经获得财富的人们,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纠结和痛苦:怎样才能让孩子自食其力,有社区意识,并努力工作?

Jamie Johnson,强生公司的继承人,于2003年制作了纪录片“生为富人”;从那时起,他已然成了“焦虑的有钱人”的代言人。

“每个人都在说,‘我不希望自己孩子成为下一个Paris Hilton,’”Johnson说:“这很奇怪。你看,他们希望自己孩子出类拔萃。他们希望孩子的生活和其财富地位相称。但他们又不希望自己孩子傲慢无礼,或成为精英主义分子。”

在收入和阶级变化范围的每个区段,人们都在面对这样的心理冲突,日复一日,乃至每分每秒。我的一位朋友,每次度完周末,开车回曼哈顿市中心的家里时,都会经历这样的纠结。他思想左倾,有环保意识,正处而立之年,开一辆2008年的“大众”柴油汽车(按Piff标准,是辆3分车)。当他开到布鲁克林大桥出口处的罗斯福公园时,不可避免地遇上一英里长的塞车。孩提时代常年的家庭教养,养成了他对“黄金法则”一丝不苟的价值观。因此,他的本能反应,是排队等候。他信奉交通法,信奉“守序”。他支持所有细小的市民规范,相信这有助于维护社区利益和基本秩序,避免“人人为己”的社会混乱。但他承认,有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心想,去他妈的!我也插队。”

 

文章来源:http://nymag.com/news/features/money-brain-2012-7/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乐仁 圆忍等

一审校对: yueyue,园心,圆韧

终审校对:根让巴丹,圆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