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性、战争、因果 ——佛教角度的革命性诠释

金钱、性、战争、因果

——佛教角度的革命性诠释

Review:Money,Sex,War,Karma:Notes for a Buddhist Revolution

 作者:达玛卡里•那噶普里亚

Reviewed by Dharmacāri Nāgapriya

西方佛教评论,第5期,2010年10月出版

Western Buddhist Review,Volume5,Published:October 2010

作者简介:《西方佛教评论》网络期刊编辑

 

作为一个善于解决重大问题的严肃的佛教思想家,大卫•罗伊颇负盛名。他格外关注佛教理念及实践与当代社会冲突之间的关联,并相信其中有彼此互利的潜能。他说:“佛教和西方社会彼此互相需要。”他善巧地运用了存在主义的概念——通过分析所谓的“匮乏”来诠释佛法。在以前的著作里,罗伊强调:“匮乏”构成了存在状态的基础,并且是人类苦难的成因。他这一观点是从佛法的“无我”和“空性”中衍生的。

罗伊的最新著作由14篇系列论文构成,标题扣人心弦——《金钱、性、战争、因果》。这些论文从佛教的角度,以对话的形式探讨文化、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的重大问题。行文严谨、简洁。

罗伊本人虽然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并不是卫道士。他对传统佛教的评价是冷静而理性的。他致力于“区分在原始亚洲佛教版本中哪些东西是依然重要并具生命力,哪些是多余而不再被需要”。罗伊认为,与其简单地套用现成的亚洲版本的佛教模式,不如根据当代西方生活中出现的挑战来更新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任何可能实现的个体觉醒,都要由所谓的“社会的觉醒”来补充。这意味着当佛教徒的修行在转化个体时,也必须转化社会,因为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金钱匮乏》一文中,罗伊揭示了经验的商品化是如何使我们对一瓶酒的价格关注胜过对其味道的关心。事物都被贴上价格标签,说明我们喜欢用价格,而不是用感觉体验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他进一步指出,资本的投资与回报规律意味着我们绝不会如期望的那样有钱,这就造成了永不满足的焦虑。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导致面向未来的永久期盼——明天会更好。

虽然罗伊认为金钱本身并不能使我们物质化,相反,罪魁祸首是对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抱有形而上的价值观。比如,一个富有的专职人士关心他的豪华汽车如何提升他的社会声望,而这会远胜于享受汽车本身给他带来的愉悦。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有理由相信,他的观点是“问题不是我们太唯物,而是唯物得还不够”。他这里强调了享受物质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反精神的东西,而纯粹的感官体验和欣赏能力似乎是强大的精神意识的表现。

在谈到“怎样主宰你的命运”时,罗伊指出传统的因果论和当代科学观点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很多当代佛教徒的“认知失调”。在传统社会里,对业果的错误认知导致在家信众消极懈怠——把自我提升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而对于僧侣来说,这种认知失调则导致他们墨守陈规,仿佛只是给在家人提供积累福报的功德机器——只要接受在家人的供养就可以了。在罗伊看来,“很多亚洲的僧侣及其施主被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给困住了。在这种关系里,任何一方都难以改变。”更危险的是,因为人们可将不公和苦难解释为由过去的恶行所招致,所以因果法则会被用于将一切不公和苦难的合理化。 

罗伊说,像所有佛教的教法一样,业果也必须被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状态的产物,而不是独立、绝对的教条。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贴切地引用了艾利克•佛伦穆的话:“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者应该以一种在其文化传统中可以表达的概念来进行理性思考。”这样的结果是:所形成的新思想是真正的新思想与其所超越的传统思想的融合。

罗伊强调,因果是一种瞻前而不是顾后的思维原则。换句话说,与其根据过往的业来观察一个人的现状,不如“通过转变我们当下的行为、动机来转变我们的生活现状”。他说,因果法则不是哪个人或神制定的,而是“法尔如是”。“人不是因为外在的神明,而是根据自己身口意的所作所为得到相应的酬报或惩罚。” 

“性”是我们最深的欲望之一,在《性爱有什么不对吗?》一文中,罗伊把性放到佛教的视野里进行必要的审视和剖析。他说,为什么佛教对性行为抱持如此消极的态度呢?有趣的是,他推测一些消极态度源自印度对身体的普遍轻视。从更实际的观点出发,避孕措施的缺乏,迎合在家施主的期望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也对这种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文化里,人们期望中的“出离”是对性的彻底戒除。

罗伊认为,我们当前的文化状况对于性的需求提出了不同的质疑。他尤为深信“罗曼蒂克的爱情和性满足的神话里有虚妄的东西”。他认为真正的幸福与性的关系不大。罗伊的话可以解释为,我们试图用“性”、“罗曼蒂克”这样的附属品来充实我们的匮乏,但这种策略总是不能完全奏效,因为欲壑难填。我们对性及亲密关系的过高期望导致了痛苦,它们终究无法承载我们的期望。

在《佛要怎么做?》一文中,罗伊探讨了环境危机问题。在这篇重量级文章里,他激励所有的佛教徒直面人类对地球的行为导致的全球性灾难。为此,他反对舍世者的修行模式——致力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先克服自身的弱点。他认为佛教徒的修行应包括对这些当前存在的问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写道:“我们不要等到克服了‘自我中心’再去为世界效力。献身于世界的苦难,也即意味着克服了‘自我中心’。”罗伊认为“因缘和合”并不仅仅是我们必须培养的、起到防护作用的一种抽象的觉悟,而是要把这种认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在《体制化的三毒》一文中,罗伊对佛法基础教育里面的“三毒”采用了新的分析方式,探讨了三毒是如何在组织里被运用的。他总结:“我们现存的经济体系使贪心制度化,我们的军国主义使嗔心制度化,而我们的企业及媒体使欺骗制度化。”其结果是三毒从个人意志里独立出来,获得了生命。对罗伊来说,对三毒在集体、体制层面运作的洞察以及对这三种力量在自身作用的觉知,二者同等重要。 

在《商品化的意识》一文中,罗伊认为,在当今时代,问题的症结在于“分心”,而不是“执著”。我们的专注力成为各种机构竞争的宝贵商品,造成了“注意力破碎”,这导致我们对生活中最关键的事情不能投入足够的时间。一旦我们开始专注于一些重要的事,就被诸如广告、手机、电脑消息等分心了。每天我们都不得不面对海量的选择,这使得简单的生活难以实现。

罗伊在《恢复生态》一文里,把对“无我”的认知用于我们与地球的关系。他说,作为个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他人有疏离感。同样,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对自然产生了疏离——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地球的一部分,而认为它是我们可以控制和掠夺的一项资源。为此,我们试图通过消耗来建立一种集体防护意识,但这种策略是行不通的。罗伊主张,认识到我们与自然是同体而不是异体,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

在《我们为什么好战?》一文中,罗伊引用了军事记者克里斯海居的观点,认为战争“可以赋予我们目的,也就是存在的理由”。用罗伊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匮乏感的又一个伎俩。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就是匮乏感的症状,这种原教旨主义呈现出来的暴力表达了在这个世俗世界里,需要制造一种目的感和意义感。罗伊说:“战争用简单的办法把我们各自的匮乏集合在一起并捆绑起来,再向外在的敌人发射出去。”

最后一篇论文《佛法的革命性诠释》对前面文章探讨的主题进行了反省式回顾。罗伊特别探索了佛教怎样利用现有的组织和趋势来增进和平、社会正义感和生态责任感。他认为,献身于个人修行、非暴力和自他觉醒是关键。此外,他深信,佛教关于无常和空性的知见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所在。罗伊明确地认识到,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佛教徒来说,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以至于不知该从何处入手。

罗伊并没有自称拥有一张解决世界所有症结的蓝图,但他相信佛教能帮助我们对一些深层问题打开觉知,使我们可以想象事物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一面。他的著作成功地引发了人们对当代社会和当代修行者所面临的大量问题的关注。其中有两个观点最扣人心弦:第一,为应对现代社会的不同挑战,佛教的理念和实践必须与时俱进;第二,个人的转化和社会的转化如影随形,不可分离。

在佛教世界里,大卫•罗伊的声音是紧迫而不容忽视的。他的最新著作是对个人和集体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热情而大胆的调查。这一全面深刻的作品对任何想要与时俱进的个人和集体一定具有吸引力。因此,我强烈地推荐此书。

文章来源:

www.westernbuddhistreview.com/vol5/money-sex-war-karma.html 《金钱、性、战争、因果——佛教角度的革命性诠释》,大卫•罗伊、桑莫•卫里著,智慧出版社,2008年,共160页,ISBN-13:978-0861715589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圆净

一校:圆功  Dennis  茂祥

二校:圆功 圆净 茂祥 圆徐 圆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