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佛教与西方社会彼此需要  \ 

继承的价值观与充足经济

继承的价值观与充足经济

Inherited Values and Sufficient Economy

 

作者:雅诺斯·梅特博士

by Dr. János Máté

2012年2月泰国曼谷《充足经济的意义》会议论文;

出版商及版权:泰国曼谷普腊加德熙珀克国王学院

http://www.kpi.ac.th

 

 

作者介绍:

雅诺斯·梅特(János Máté)博士,西匈牙利大学经济学院,matej@ktk.nyme.hu

主题:教育、价值观和全球化的替代方案

研究领域:理论

 

心理编程的层次

 

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现有经济体系的某些问题正在加剧,终有一天,这些问题或许会变得无法弥补。对此,世界各地热衷于伦理主义的人们力图将其作为道德命题来处理,他们说:“要是能关注道德教育,人们就不会如此贪得无厌。”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看来,道德是一种神圣的教育,它以文字或口述形式代代相传。普通人的认识往往止步于此,所以,从来也没有领会到问题的核心。因为道德问题的真正意义源于更深的层次――价值标准和宇宙观(图1),它决定了我们的心理程序(“心理程序mental program”及下文中的“心理编程mental programming”等词汇出自于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相关著作。这些术语的详尽解释可参阅文末所列的参考文献[13];第二版有中译本,书名为《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以及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相关资料。)

“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ae”这句拉丁格言意谓:哲学(以及科学)是宗教的仆人。在现代西方世界,此格言被普遍地解释为“似乎科学家们不得不在神父的指导下工作”。这种看法确实让人遗憾,因为这句话要传达的意思只是:我们依据以宇宙观为基础的心理程序所暗示的方式去解读周遭的世界。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2]在其《文化的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指出,从没有人能够用纯净的眼睛看世界。人类所看到的世界,由一系列的习俗、制度和思维方式“编辑”而成。终其一生,人们去适应所在的社群传承下来的传统模式和标准。从婴儿时代开始,出生地的风俗习惯就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同一文化圈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行为习惯,但地球另一端出生的孩子并未受到熏陶。只有那些适应另一种模式和标准的人,才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耶稣前往加利利去,是因为先知在本国不受尊重。”(《约翰福音》4.44)

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塑造”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呢?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引用奥塔基(Otaki)等人的文字作例,奥塔基曾对母亲和仅有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进行行为对比研究。受试者的行为表明,“在一个(拥有传统价值观的)集体主义社会,最具有权威的人很可能是祖父,父亲则是顺从的榜样。在(接受非传统价值观的)极端个人主义社会里,有很多单亲家庭,这些家庭的角色榜样并不完整。在我们年纪尚小时,性别等相关的价值和行为模式就已巧妙地‘编入’我们的脑袋。在日本,男婴明显较女婴更吵闹,但在美国却正好相反。”(13. p.88.)

没有人能够摆脱心理编程,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仍然相信能找到“客观真理”。他们拒绝承认思想是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影响因素。直到量子物理学出现,专家们才掌握科学证据,证明研究人员的意识对物理试验能够产生影响。

人类所体验的“外部世界”是“内心世界”的投射。在这方面,佛教拥有大量理论可供参考。赫伯特·甘瑟(Herbert Gunther)说道:“(佛教的)理解层次有其独特性——其着重点在于‘如何’,而非‘什么’。”(10. p.64.)

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商业、工作以及市场等环境中,如何遵照规范而行,经济与我们恪守的这些规范息息相关。匈牙利国会议员兼国务卿(1990-2002)拉兹罗·博加尔(László Bogár)写道:“经济,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人们受‘内在’力量的驱使,继而在‘外部’世界进行活动。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以被视为‘心理程序’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中转站。在古代,道德体现了‘内心’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5. p1.)[雅诺斯·梅特(János Máté)翻译]《崇高的道德》(《Transcendent Ethics》)一书最能展示这种关系。

 

尽管外在世界的许多变化可以解读为经济特征,但如果把经济视为客观规律则并不正确,因为对经济特征的解读依赖于心理编程。在图2中,客观存在的只是一堆黑色斑点,只有当大脑“觉得”看到什么时,它才会显现为一位年轻女子或一位老年妇女的图像,具体结果往往取决于我们所属的年龄段。西方人的常识拒绝接受这种假设,而佛教徒和穆斯林更容易接受它。“通常的感觉官能是感知事物形象的能力,而想象力则是感知意义的能力。”(20. p19.)若有人想寻找一个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现实,他不但无法理解心理编程层次的重要性,也无法理解神话的意义。

经济所遵循的规范,正是我们在商业、工作及市场中所使用的那些。大致来说,有两种主流价值正影响着经济――传统和非传统。后者适用于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前者则在世界其它地方有效运作。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14]在《人与星系》(《Of Men and Galaxies》)中提道,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是地球上纬度极其相近的两个地方,二者均位于各自大陆的西岸,气候相似,甚至连自然资源也很类似。然而,二者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却完全不同,这并不是因为居民有什么差异,而是因为他们头脑中的想法不同。霍夫斯泰德举例说:“对瑞典人来说,经商的对象是一家公司;对沙特阿拉伯人来说,经商的对象是一个熟悉、可信的人。”(13. p.50.)

 

宇宙观

当下,我们应关注的要点并不是道德……普通人或许无法超越道德层面(见图1)。世界各地的伦理主义者力图将其作为道德命题来处理,但他们往往失败,因为道德问题的真正意义源于下一个层次——价值观、以及更深层的宇宙观。

 

科学是宇宙观的上一个层次,因为心理编程的作用不可避免。无论“宇宙大爆炸”理论多么具有科学性,人们更多地受到价值观的支配,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他所接受的宇宙观。这亦是价值观和道德问题的源头。

 

茫茫人海中的芸芸众生所看不到的——是宇宙观的甚深意义,它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程序。这一意义与普遍经验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不认同者可能会愤怒,甚至拒绝接受。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它们只会转过来袭击你;不要把珍珠放到猪面前,它们只会把它践踏在脚下。”(《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老子必定知道那个危险的秘密,从他的言论和行为也能看出。当人们请求他把自己的理念记录下来时,他留下了著作,却没等任何人翻阅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他也必定知道那个危险的秘密。在《大品》(《Mahāvagga》 )I. 1, 5-8中,他以“难以理解和领会”来描述自己的教义,并建议留给智者们再作研究(参见41. p19.)。同样地,柏拉图在《欧修美多篇》(《Euthümédos》)中也谈及这种顾虑。[32]

由于早已知悉这种危险,古代先贤们透过经论把自己的思想留存后世,但实际上能读懂的没有几人。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第22章 第14节)”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

 

 

 

传统及非传统价值对经济决策(以及何为充足经济这一问题)的影响,可以用柏拉图的数字概念进行说明。在《裴洞篇》(《Phaidón》)中,柏拉图说明了数字“2”产生方式的不确定性,因为“2”有时候被说成是将“1”分割而成为“2”,而有些时候,则是“1”加另一个“1”而变成了“2”(33. p.1087)。已故匈牙利心理学家彼得·波普尔(Peter Popper)曾担任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客座教授,他把被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推理方法命名为“归纳”(图3),而把在东方根深蒂固的推理方法命名为“演绎”(参见34. p.248)。

 

演绎的概念认为,拥有的越多,你就会越支离破碎——人只有向上“升华”并复归为一体,才能找到天国。请注意,耶稣曾告诫我们要接受演绎的概念(参见《马太福音》6.19; 19.21)。

 

归纳的概念则喻示,成就圆满来自于累积。非传统主义者都是个人主义,这不仅意味着与种族或国家等这类大型群体保持距离,并且维持“我”与“上帝”的二元概念。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至少能够深入到价值观这个层面——其根源很多传统主义者也曾提到。他们指出,由于宇宙观的甚深意义只有内行人才能理解,要让普通人接触此等精神食粮的隐藏意义,便需要借助神话和传奇。

 

传统的价值观

 

大约二十年前,两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李瑞智(Reg Little)和黎华伦(Warren Reed)写了一本书[前言由前总理惠特拉姆(E. G. Whitlam)撰写],他们是这样开笔的:“文明围绕神话和传奇而建立,它激荡着男人和女人的心灵。神话也围绕着传奇人物或精神领袖,如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和穆罕默德等等而创作。”(22.pXV)

 

孔子确实是古代名副其实的大师之一。他的《论语》能与任何古代道德典籍相媲美,虽然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孔子曾亲见老子,与释迦牟尼佛和苏格拉底是同时代的人,孔子必定熟悉道家的宇宙观。藉此,他建立了有关生活目标和价值标准的理念,特别是社会等级的理念。一些在二十世纪仍受这种价值标准熏陶的人,可以领略到社会和经济合作的有效方式。这也是李瑞智和黎华伦将其著作命名为《儒学的复兴》(《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的原因。

 

在《儒家传统和东亚的崛起》(《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 Ascent of East Asia》)一文中,马格努森(Magnuson)和霍尔(Hall)也认识到“日本,台湾和韩国……经济成功的故事背后,儒家睿智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23. p2.)

 

霍夫斯泰德也意识到这一点:“过去几十年里,某些儒家价值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令人惊讶,这一结果甚至难以置信。”(13. p167)因此,一些儒家的基本学说非常值得仔细思考。

 

权力差距

 

早在公元前500年,孔子便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他区分了5种基本关系:1)社会中的君臣关系;2)父子关系;3)家族中的兄弟关系;4)婚姻中的夫妻关系;5)友谊中的长幼关系。这些关系中,孔子强调尊卑有序,下位者要尊敬和服从上位者。“一个遵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不会去冒犯尊长。没有这种冒犯心态的人也不会去扰乱社会。谦恭有礼滋养了我们的根基。有了这种根基,道就可以建立起来。谁能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是仁义的基石?”(45; I./2)基于此,民族历史的伟人应该被视为“国家祖先”而受到尊敬。“在权力差距极大的情况下,权力往往凌驾于善与恶的选择之上,并被视为社会的基本现实……不言而喻,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种不平等的秩序,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位置。这种秩序……为掌权者和位居其下的人提供了保障。”(13. p38.)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种等级体系会让人感觉是“下位者”不愿意接受的负累。然而,这样的负累也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的投资,为了维持和恢复社会稳定所作出的牺牲。它也为具有雄心壮志的人开启了一条既实际又神圣的道路。因为儒家思想把教化世人,视为圣贤们实现社会利益必须采用的方式。孔子本人就曾多次接受要职,并且希望他的弟子们也能这样做。

 

有三种传统价值是权力差距的直接结果,这就是:责任、限制信息流通以及限制竞争途径。

 

对公众事务的责任

 

有远见之人对其社会负有责任,他应该为之倾尽所学。“不仕无义……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不承担公职是不正义的……他不接受公职就相当于抛弃了君臣之义。)”(《论语·微子篇》)已故匈牙利汉学家杜克义(Ferenc Tőkei)在《亚洲生产方式》(《The Asian Method of Production》)中写道:“维护政治权利的唯一方法就是成功地履行公职。无论新任君主是准备统治波斯还是印度,他要完全明白自己的职责,就像河谷灌溉(农业首要条件)的超级专家。”(39. p37)(雅诺斯·梅特翻译)那些既没有才能又没有知识的人根本无法利益社会,他们应该远离政治,而非对公众事务指手画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篇》)

 

信息流

 

循从传统秩序的人认为,等级秩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它只会给普通人提供可善加利用的信息。只有上位者才能合理决定该把什么样的信息告诉什么样的人。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圣贤在治国的时候,排空百姓的心机,填饱百姓的肚皮,削弱百姓的意志……他要经常使百姓无智、无巧、无欲。)”(《道德经》)

 

竞争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推崇及任用才干超卓的人,以使百姓不互相竞争……不在百姓面前展示可能会引发贪欲的东西,以使民心不被迷乱。)”(《道德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是不争任何东西的,如果要争的话,就是射箭吧!)”(《论语·八佾篇》)老子和孔子在此处谈论的是如何管理平民百姓。李瑞智和黎华伦认为,孔子将竞争严格限制在政府职位考核,这就使竞争远离了个人主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不愿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愿强加于别人。)”(《论语·公冶长篇》)

 

世俗财富

 

在古代,普通人只有在原主人的同意下才能拥有物品。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若要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则不能接受。)”(《论语·里仁篇》)释迦牟尼佛要求弟子不能拿任何不是明确施予的东西。他也警告那些行者,即寻求证悟的人,不要背着金子爬山,那会障碍自己的成就。

 

《圣经》中也有同样的观点。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摩西……看见了金色的小公牛(财神的象征),人们(围着它)在跳舞。他变得怒不可遏,并(告诉)所有的利未人拿起剑来杀死(它们,因为)‘那是像祭司一样奉献自己、服务上帝的方式’。”(《旧约·出埃及记》32.19; 27-29)

就这一点来说,传统价值的遵循者遍布世界。匈牙利裔奥地利藉教授伊姆雷·麦尼黑(Imre Menyhay)在其《管理、风险和道德》(《Management, Venture and Ethics》)中说:“(一部纪录片)让我们理解一个印度部落的生活……当一个酋长死后,他所有的财物就会被烧掉。他们以此来警告下一任酋长,不要利用权势为自己敛财,要为部落的利益努力。”(28. p25.)(雅诺斯·梅特翻译)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故事:酋长被称为“与金子不相容的人”,因为禁止他们拥有私人财富。即使在当世,仍有这样传统的例子。“在中国第四大城市——天津,有一位合资葡萄酒厂的(法国)董事,把自己塞满法国法郎的钱包遗失在一辆出租车里。为了把钱包还给那个法国人,司机在酒厂外等了一整天。”(1. p22.)

 

印度耶稣会信徒安东尼·德·梅洛(Anthony de Mello)说道:“(在我国的)一些人,他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嫉妒、没有冲突、没有战争……!一个女信徒到印度东北部的部落去工作,(她发现)人们从不上锁。”(27. p180.)

 

匈牙利富布莱特奖学金得主拉斯洛·欧拉(László Oláh)援引了泽维尔瑞(Xavieri)在十六世纪发表的一些言论:“在日本,人们赞赏诚实和智慧,对盗窃则感觉陌生。虽然他们的社会并不是没有偷盗,但是日本人认为犯罪是邪恶的,也是应该杜绝的。”(31. p227.)(雅诺斯·梅特翻译)

自由、命运和顺从

 

数字的演绎概念要求“回归为一”——去寻找天国、证悟、涅槃。这也意味着顺从最高(法则)的力量。“王骀,兀者也……以不当亡者众……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死生……穷达贫富……是事之变……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终。(王骀是被断去一只脚的人……认为自己的遭遇属于少数……知道对事情无可奈何而安善如命,只有具备道德的人才能做到……死亡、出生……失败、成功,贫穷、富裕……这些都是事物的变化……圣人游于变化之途,物无亡失的境地,与道共存,既乐于少,又乐于老,既乐于生,又乐于死。)”(《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章》第 2、4节,《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章》第6节)耶稣也如是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父啊……把这苦楚之杯拿走。然而不要成全我的意思,只要成全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42)

 

穆斯林以一语概括:但凭天意。

 

秉持传统价值的人,不仅敬重神,还把侍奉神作为自己的责任,并很乐意这么做。他希望藉着牺牲“世俗的欢愉”,使自己配得上这一责任。因此,他蔑视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人。

 

人与社会

 

“佛教的智慧在于超越‘个体跟世界分离’这一错觉,认清万物彼此关联的真相(量子力学和其它科学分支也揭示了这个真相)。”(8. p3.) 归一的目的也意味着他或她要融入部落,感觉自己是其中一员。秉承传统思想的人接受这一理念:全部利益归于社会;在伟大的团体中,他如同其他人一样,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儿。阿德勒(Adler)在她的《组织行为学的国际范畴》(《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中举了一例:“联合国指派了一名瑞典军官作为克什米尔的观察员,军官及其家人雇用了一个‘男孩’当佣人,(不久之后)他们非常满意他的工作,决定给男孩加薪。令人意外的是,加薪后的第二天,男孩就没来上班,而是让他的小弟弟来顶替自己的工作。原来由于他赚得多了,就雇他的弟弟来为这家人干活儿。由于薪金增加,他即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又能帮助自己的弟弟,还不用干活儿了……”(1. p29.)

 

时间框架

 

轮回转世的观念在一些东方国家仍然存在。接受死后会再来的人,相较地球另一边的同类,拥有更长的时间取向。也就是说,他们对时间的畏惧较少,没有那么多紧迫感。这也适用于那些虽不相信转世,但认为社会是其个体生命延续的人。“一位在巴林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向他的阿拉伯客户(表达其歉意)……因为他们所规划的工厂开工时间将要比原定计划延迟六个月。巴林人的回复却是:‘没有这间工厂之前,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千年,我们可以再等一年半载。’”(1. p31.)

 

乐趣,工作和自我

 

传统主义者确信,五岁以下的孩子仍记得更高层次世界的原则。例如,他们用沙子在沙滩上建城堡,完成之后会把它推倒。“重点在于乐趣,而非结果”是孩子们的神圣理念,这一概念存在于非西方世界。阿德勒告诉我们:“一家大型连锁酒店选择在塔希提岛新建一家分店。开发商就雕刻大型木制图腾一事与当地一位工匠签约……那个工匠给第一个图腾雕刻报了价,但其后的图腾雕刻价格却一个比一个高……开发商(要求)批量折扣。塔希提人解释说‘雕刻第一个是乐趣。每多雕刻一个,乐趣就减少一些’。”(1. p.155.)一些匈牙利佛教徒告诫我们,这种乐趣应该远离对名望的渴求。这符合佛陀 “无我”的教导。我没见过传统主义者,会为了赚钱而选择一项没有乐趣的工作。

 

“人定之法”的角色

 

大部分提倡传统价值的典籍,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认,由人制定的法律实属次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天下的禁令越多,百姓就越贫穷……法律越是森严,盗贼越会增加……正忽然转变为邪,善忽然转变为恶)。”(《道德经》) 这样的原因在于神圣之法非由人所立,而是由上天制定。

 

孔子将之记在了心里,当一个年轻人挺身指证其父的罪行时,孔子谴责年轻人的做法,因为他摒弃了作为儿子的(神圣)义务,而选择了人定之法。孔子也偏爱美德而非权力,偏重传统而非法律,偏重文化而非争斗技能,偏重表率而非强制。他们将重点放在预防之上。老子写道:“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去珍视难得之物,以使百姓不去偷窃。)。”(《道德经》)任何苛刻的法律,都可能导致更多的过患而非益处。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有耻且格。(用法制禁令引导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百姓只求罪行免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以道德教化引导百姓……百姓既有羞耻之心又守规矩)。”(《论语·为政篇》)

 

 

绿色线代表传统价值观,橙色线代表非传统价值观

 

如何对待大国崛起的问题

 

传统价值观的理念之一,就是认识到大多数“趋势”的周期特性,包括社会生活中的趋势。例如,某国的势力率先崛起,然后达到顶峰,最终会退减至不甚明显。因此,现代传统主义者认为,当一个趋势正处于蓬勃期,与之对抗实属不智之举;睿智的政治家会在衰退加剧时(见图4)与之对抗。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5](“亚洲、中国和美国”章节)中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和其他一些接受儒家思想的政客,看似顺从并接受美国的崛起,他们不会去挑战这种崛起,这实属北大西洋地区政客们的习惯做法。”

 

价值观演变

 

人们应该谨记,即使是孔子所处的社会也并不完美。他自己就指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如果天下有道,那就不用我去改变它了。)” (《论语·微子篇》)孔子在生命中的最后四年,其所在国的君主们都对他非常冷漠。即使在2500年前,社会也难免自私和虚伪。但相对今天后工业时代的国家而言,在那个时代,背离传统价值的行为很少被人们认可(更不必说崇尚了)。

 

大多数研究人员在分析非传统价值体系的发展时会感到不安,非传统价值体系一开始就像细流,然后汇聚成小溪,现在已然成为洪流。谈论洪水要比确定源头更为容易,因为源头只能靠猜测。

 

有两个看似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对环境的态度——从广义上来说,环境一词包括“时间”。古埃及人给出了一个“让自己适应时间”的佳例,他们引入使用了一个二万六千年的“宇宙周期”。这个周期指出,经过多长时间,行星的会合可能会返回到它们早先的位置。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脱离了这一概念,他进行的日历改革使每年的节奏变得不规律,遂而倡导了一种线性时间的概念。公元后500年,“第二次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会议”废除了轮回转世的学说,同时也丢弃了周期变化的概念,这导致对线性发展趋势的不当使用。

 

一千年以后,就天主教未能对西欧社会生活产生充分的精神影响,路德(Luther)合理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当新教信徒不仅选择了数字的归纳概念――虽然还不明白隐藏的密意,还认为他们自己有能力理解神圣的经文时,非传统的转变也随之而来。《圣经》的版本大多是拉丁文,目前已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但这些语言中有的并不适合传达传统概念。具有“匈牙利黑格尔”称号的传统主义者贝拉·哈姆瓦斯(Béla Hamvas)认为:“包含着神圣传统的古老书籍,可能不适合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因为(后者)缺乏恰当的词汇……因而不得不将它们从拉丁语和希腊语移植过来。”(12. p79)(雅诺斯·梅特翻译)可是很多这类传统的碎片至今仍保存在欧洲国家的社会氛围中。

 

时间的推移给传统带来了更大的偏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这种改变从十八世纪就已经逐渐开始。企业家们的理性态度偏离了道德轨道——为了在新形势下具有效率,企业家们采用的管理措施,并非从人的利益出发。他们致力于,与系统自身永不停歇的发展保持谐调。”“科技成果不一定只是造福人类……很明显,科学成果有可能被用作侵害人类利益的工具。生活水平是一回事,生活质量则是另一回事。”(29. p71.-72.; 142)(雅诺斯·梅特翻译)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数百万欧洲人移民美洲,他们发现那里不存在当时欧洲社会盛行的等级制度——因此,他们愿意接受传统秩序的“镜像结构”所蕴育的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短期导向以及线性发展的信条。在一段时间中,它引发的后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许多非西方国家经历衰落期以后,已无法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盈余——以贵金属、劳动力、农作物和商品的形式,从全球的传统区域流向非传统国家。持续了约三百年旗帜鲜明的殖民主义时期,激发了西方人对线性发展、人类普世需求及经济定律的信心。现代西方神话巩固了人们对非传统价值秩序的信任,到目前为止一直如此。

 

一些神话

 

经济过剩(及其衍生物――西方的军事技术)现象促使理论家们对此作出解释,有些论述却只是神话。

 

其中,被普遍接受的神话之一就是“基督教是唯一的真实信仰。”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宗教,而是其背后的宇宙观。哈姆瓦斯认为(参见12/III. p34; 50.),欧洲语言没有恰当的词语能够对《圣经》做出精确的翻译,原因在于基督教没有宇宙观,欧洲也没有自己相关的宗教书籍。“唯一真实的宗教”这一神话妨碍了欧洲人去理解精神遗产——例如:佛陀及道家先哲的教导,吠陀经或卡巴拉。

 

亚当·斯密(Adam Smith)[37]开启了另一个神话——金子拥有内在的固有价值。他将价值赋予了金子,尽管他自己写道,古巴和圣多明哥当地土著没有看出这种价值——这正是他们给西班牙征服者献上金子的原因。和那些土著相同,《薄伽梵歌》(《Bhagavad-Gita》)(6.8)也否认任何有关事物具有内在的固有价值这类理念。“当一块泥土、石头和黄金(在心灵宁静之人的眼里)变得毫无分别之时,内心的平静就达成了。”

 

斯密用以下言辞表述了因无知而导致的反传统主义见解,他说:“有别于自私之人,那些有着团体精神的人从来没有为社会带来任何利益。”他告诫他的读者们,应该依靠和利用个人的自私自利,以便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他所倡导的正好与孔子的竞争概念相反。斯密强调企业家的理性行为,他倡导竞争并鼓励读者们不要担心因此而造成的混乱,因为有“一只无形的手”会使一切回归正常。他为了推广自由市场的神话而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归于未命名的宇宙观,对此,传统主义者作出了批评。

 

与此同时,基督徒自己也对“那个”神话作出批评。“当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大部分语言虽然披着科学、分析、数据的外衣,但却带有极大的神话成分……经济学者最主要的神话就是市场。当人们普遍接受了以下事实——“完美市场”并不存在时,一种假设就会出现——那就是“完美市场”可以在作分析性说明时使用。从这个观点出发,大量伪真理随之而来。”(22. p81.)

 

乔尔·马格努森(Joel Magnuson)在他的《意识经济学》(《Mindful Economics》)一书中写道:“美国的首任总统……死于一种(非致命性)疾病……因为他的医生让他流失了超过五品脱的血……从来没有任何哪怕是一丁点证据能证明(‘那种’疗法)真实有效……标准教科书式的经济学也坚守一种非理性的信念,它们认为不受监管的市场和私营企业具有魔法般的疗效。”(24. p1.)

 

再一个神话就是,相信自由、平等和友爱(非传统价值)具有协调政治生活的力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是想得到并吃掉自己那份蛋糕的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因为他们不知道,自由与平等间的权衡取舍在政治运动中无法避免,博爱更是微乎其微。”(13. p72.)这个神话作为出口商品,在中欧和东欧引发了混乱。华威大学教授罗宾·欧凯(Robin Okey)说:“(在)19世纪初的东欧……自由主义是一种既难懂且复杂的信条。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从一个社会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社会环境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某一层面来说,它表现了青年学生的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沉醉于来自远方的理念――英国君主立宪制、法国民主制、美国共和制,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只不过是从固有本土传统习俗拘束中的部分解脱。”(30. p69; 73.)

 

“佛教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斯特·舒马赫(Ernst Schumacher)写道:“19世纪的主导思想声称要摒弃形而上学,其本身就是一种糟糕、邪恶、毁灭生活的形而上学。我们就像身患绝症一样,正在遭受其带来的痛苦……只要不给形而上学腾出空间,教育就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在教授知识时,并没有以科学及科学定律的意义和重要性为前提,在教授经济学时,没有意识到潜藏现今经济理论的人性观……他们满脑子都是19世纪构想出来的观念,即‘道德是空话’,任何看起来‘高级’的东西实际上除了卑劣和粗俗以外,什么也不是……我们正在遭受形而上学的病苦,所以解药也只能是形而上学。”[36]错误的方法导致了错误的结果。“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不偏不倚,只有在研究人类本身时,主流社会科学才以一个地区的变化作为取代,即是西方文明。(然后这样才能)区分我们和原始人、野蛮人以及异教徒。”[2]然而,“大规模生产”的伪现代神话仍在继续。

 

还有一个关于非传统特征的典型神话,看似能解决某些重要的经济问题。1954年,心理学教授、后来的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发表了《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他的“需求等级”理论,并认为该理论适用于全人类。马斯洛并不是从宇宙观,或是从人类追求圆满归一(中心)的角度,推导人类的各种需求。他接受等级秩序,但不同于“从天到地”的创世学说。他将其安放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解释了简单承载着复杂、越简单越非纯一的道理。他还声称,越简单的事物必定越重要。“对纯粹生存来说,需求等级越高越没有其必要性,其提供满足感的功能延迟的时间越久,因而,这种需求也就越容易永久消失。较高等级的需求,无法在支配、组织、生物的自动反应及其它能力方面起到较大的作用……”(25. p98) 马斯洛关注的是西方个体,所以无法确定他的“需求等级”能否用作解释世界性的现代经济问题。

 

在马斯洛的著作问世六年后,罗斯托(W. Rostow)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他在书中试图以不同阶段概括各国的经济发展,并假设有关理论适用于所有国家经济。据他理解,同样的经济增长进程适用于所有情况。他认为回首两百年就已经足够证明落后和进步了。他使用的统计数据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其“传统社会——腾飞的准备阶段——腾飞——迈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时代”(35. pXX; 4.)的理论是线性思考的典型例子。传统主义者则认为,那是对线性趋势的不当使用。

 

“科学,特别是数学,是最客观的”。这也是一个神话——对数学公式以及“趋势”类型的选择,是受制于“心”做出的。例如,时间框架的失真以及线性时间概念的不当使用都可能出现误导的情况。东、西方的发展正接近转折点——这一情况,至少在以循环为基础的图4中已经指明了。然而,从图4中截取下来的一部分,即图5,或可能会让社会科学家们相信西方将继续扮演主导的角色。

 

直到20世纪,西方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38]和塞缪尔·亨廷顿[15]才注意到趋势出现了逆转。虽然唯物主义的解释已被证实并不充分,但大多数西方学者仍然排拒“价值观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概念,因为 “社会科学受到不科学的宇宙观所支配” 的理念被看作是无法接受的。愚昧和拒纳真理使我们无法站在一种既是国家、也是全球的立场,去解释某些社会和经济趋势。对于任何社会或经济趋势的判断均取决于判断者的价值观。我们中的有些人业已清楚地认知这个问题,但其他人,那些处于优势地位提出某种急需理论的人,则难以接受这一观点。错误大多不是隐含在统计数据之中,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即受制约的大脑使用那些数据的方式,才是错误之源。

 

事实上,宇宙观所孕育的价值取向,在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我所知,认识到非传统价值乃是传统价值观的镜像结构是我们发现这种作用的最好途径。

 

非传统价值观

 

在当今时代,传统价值观正慢慢收复失地,那些著名的非传统价值观则逐渐失去可信性。这一点对参加“充足经济的意义”会议的与会者们而言无须详述。然而,要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最少还需要几项论据。

数字的归纳概念

 

数字的归纳概念(图3)暗示着“拥有的越多,离圆满越近”。对演绎主义者来说,这种分裂的倾向将导致对“一体” 的背离。毫无疑问,大多数西方人确实希望通过分裂、分离来达到圆满。他们与诸如国家这样的大型团体保持距离;在秉持“我”和“上帝”二元概念这一点上说,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行使个人自由意志的“舞者”。“在瑟纳贞女圣加大利纳(St. Catherine of Siena)著名的对话中,据说上帝曾告诉她:‘我是那个他;而你不是那个她。’在东方,(信徒们拥有)舞者和舞蹈的概念。上帝被看作是舞者,而天地万象是上帝的舞蹈。这并不是说上帝是大舞者,你是小舞者。哦,不是。你根本不是一位舞者。你只是不由自主的在舞蹈!”(27. p105.)瑟纳贞女圣加大利纳生活在十四世纪,时至今日,价值观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因此,上述对话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在现代的任何一个非传统国家。

 

在书籍、文章、报道和研究中,现代西方人坚信自己是舞者,他们相信自己是未来的创造者。当遭遇挫折的时候,这种观念会透过自责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赫尔穆特·冯·格拉森纳普(Helmut von Glasenapp)引用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故事说:“有一次我问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旅行的感受,他的回复中谈到欧洲人脸上的疲劳、悲伤和焦虑。他还补充说,他见过欧洲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技巧,但唯独没有让自己幸福生活的方法。”(9. p441)(雅诺斯·梅特翻译)例行公事式的微笑让情况变得更糟,人们有时会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微笑而变得情绪失控。

 

权力差距

 

某些涉及非传统价值的事例刻画了(不)接受权力差距意味着什么。“瑞典贵族阶层于1809年废黜了‘他们的’国王古斯塔夫四世(King Gustav IV),并邀请了一位法国将军来担任瑞典国王。当新国王登基时,他在瑞典国会上用当地语言演说,他结结巴巴的瑞典语逗乐了瑞典人,引起了全场的哄堂大笑。”(13. p23.)

 

在1242年,匈牙利军队与入侵者交战。当国王贝拉四世(King Béla IV)的马倒下之后,他向其中一位贵族挥手,吩咐他把坐骑让给自己。那位贵族从马上下来,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国王。相比之下,大多数持非传统价值观的人甚至不会停下来营救国王和王后,就去迎接欧洲的总统了。

 

当奎师那意识(Krishna-conscious)教徒仍然向授课的上师们行大礼拜以示尊敬时,近日匈牙利则有报道称,用法律作后盾的中学生朝老师们吐口水,踢他们的膝盖,甚至是用拳头打他们的鼻子。

 

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初期,我开设了一家自己的旅行社,并陪同首批游客前往海外。那位旅游车司机,也是车主兼我的合伙人,在发车后便随即宣布“导游不得跟游客讲话,除非她讲的是笑话”。他说:“我们是资本主义,我是老板。”

 

免于责任

 

这些心态会导致三种非传统价值观:免于责任、信息流不受限制和竞争不受限制。

 

在很久以前,秉持传统价值观的国王会被认为是他们国家的枢纽。他们既处于中心又站于顶端,他们对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也要对其福祉负责。万一他们保卫国家不力或是招惹了麻烦,也要面对牢狱,甚至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今天,控制着全球主要经济的跨国公司几乎不担负任何责任。如果他们导致了百万人失业,公共关系部门却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创造的数千个职位上。这些跨国公司从我们的国家赚走800亿美元,但他们的公共关系部门却把注意力集中于投资的500亿美元。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招致了不可逆转的挫折,他们只会撤离,到其他国家去做生意。

 

企业家也好不到哪儿去。深谋远虑的负责人大多被认为是杰出的管理人,但或早或晚,他们很可能会给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损害社会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可持续发展顾问及专家弗兰克·迪克森(Frank Dixon)说:“西方经济体系正在急速地损害生命、环境支撑系统,这并非偶然。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例如:平均寿命),公司之间的竞争对环境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让人不甚满意,但仍被视为合理和可以接受。然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是非理性及自取灭亡的行为。如前所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如现代那样运作的商业,成了地球的恶性肿瘤。”(8. p3.) 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认为,除了自己企业“以外”的任何问题均毋须负责。

 

无限制的信息流

 

追求平等观念的人摈弃了自然法则的等级性和渐进式的信息过滤制度。他们宣布个人隐私“最为重要”,但并没有看到其罪恶的一面,例如公布新型合成药的配方。也有人试图在保密和透明之间寻找 “两全其美的折中办法”,他们建议“最具危险性的信息应该加以分类”。然而,如此一来,大多数情况都将被涉及在内。据已故匈牙利学者及生物学家雅诺斯·鲍洛格(János Balogh)所说,原因在于“不成熟的头脑为了‘中心’而奋斗,企图与上帝的灵魂(或自然)合而为一。然而,他不能确定应当相信什么,所以他听从圣贤的话,圣贤必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的话将会被普通人视作指南。无论指向哪里,他们都会行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可以被解释为似乎太阳这枚氢弹竟然比承载生命的地球高级。如果是这样,人类注定要造出氢弹。如果宇宙的中心不是太阳,而是外太空,人类一定会建造宇宙飞船。如果你通过汽车炸弹来阐释物理学,行动主义者会把它制造出来,并用来镇压平民百姓”(雅诺斯·梅特翻译)。

 

无限制的竞争

 

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A集团”与“B集团”相互竞争,一个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就会加强,而集团间的对抗也会加剧。无限制的竞争意味着团体将无休止地分裂下去,直到每一个人都成为“个人集团”的代表。那样的话,个人而不是团体本身将被组织得更好。“一位美国医生描述了竞争对其生活的影响。他与一群美国人(一起)前往瑞士的医学院……当有些学生发现那儿没有分数、没有奖励、没有院长嘉许名单……你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他们对此表示震惊。有些学生转学了。那些留下来的学生突然发现了一个在美国大学从没见过的怪事:那些优秀的学生会与其他人共享笔记,帮助他们通过考试。”(27. p91.) 商业活动也是如此,(潜在的)消费大众和激烈的竞争对手们仿佛在参加一场零和博弈。

 

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

 

从幼儿时期开始,非传统价值观国家的民众往往被教导接受数字的归纳概念,演绎概念甚至未被提及——除了在教堂中的含蓄表述外。在基督教堂的崇拜里,旧约的摩西经常被引用(Ex 32.19; 27-29)。耶稣教导他的信徒们要接受演绎概念(《马太福音》6.19; 19.21),可是如今大多数基督教徒所遵循的价值观与福音所宣说的大相径庭。围绕“财神”跳舞只有在教堂里才会被说成是上帝厌恶和憎恨的东西。“要么更多,要么破产”的心态让人们只关注个人利益,而非大众。

 

现代人发现,在限制当中没法做生意。无论措辞有多虔诚,越来越好、富有、更加富有,这些都是体制特定的理念。“古时候,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现代资本主义则完全相反,它鼓励企业家重视眼前利润,企业以外的事情毋须关心。”这是弥尔顿(Milton)风趣言论“生意上应该关心的是生意”的普通诠释[5](雅诺斯·梅特翻译)。

 

时间框架

 

主流经济学书籍认为,在今天,资源较未来更具价值。就食品而言或许是正确的,但从系统角度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现今资源的贬值促使我们牺牲子孙及后代的福祉来实现自己的安逸。

 

“对个人来说,七十年看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地球和整个人类的存在而言,七十年就像是一瞬之间。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公司之间相互竞争,对环境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让人不甚满意,但仍被视为合理并可以接受。然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是非理智及自取灭亡的行为。(这也适用于政府的决策)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过度关注短期效益。(因此)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是有害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毁灭性的。”(8. p3; 5.) 即使有人试图善待环境,但结果往往是无法受到善待。“印度(的一项观察表明):美国人似乎永远都那么匆忙。”(1. p77.)

 

“人定之法”的作用

 

没有罪恶的文明几乎不可能存在。然而,在那些被认为是尊重个人自由和人定之法的地方,冲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冲突加剧的大部分原因在于非传统价值观打破了秉持传统思想的人民生活——它着重法治而非道德。如是,非传统主义价值侵入到深受半传统主义熏陶人民的生活之中。由此导致对不道德行为的投诉不断增多。对此,辩护律师的回复是:“我的当事人应该被无罪释放——也许他的行为并不道德,然而并没有违法。”(原话!)

 

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

 

荷兰文化与人类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1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立了关于价值观的第一组数据。阿德勒[1]、特罗普纳斯(Tropenaars)和汉普顿·特纳(Hampden-turner)以及其他人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价值观是宗教命题的基础(图1),在我们这个时代,其流行区域的边缘线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言,被证明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分割线。因此,以主流宗教为依据对数据进行归类,是一种合乎道理的做法。图6中的柱形标记图展示了四个宗教类型不同的地区对传统价值的接受程度。由于某些模式在各个图中重复出现,所以这些数据可以互相印证。

 

 

 

图中右边三个地区代表秉持(半)传统价值观的国家。与这些国家相应的柱形标记的高度,和那些代表非传统地区的标记的高度不同。亨廷顿认为[16],在不同文化边界出现的危机、杀戮和战争,源于不同价值观所孕育的不同文明所引发的冲突。社会动乱通常与非传统国家联系得更紧密。在欧亚大陆,动乱地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已经东移,而太平洋地区则已经西移。当今时代,动乱多发生在穆斯林国家的边界地区。一些传统主义者认为,那显然是输出非传统价值的后果。李瑞智和黎华伦写道:“过去五百年来,对外扩张的欧洲列强一直以道德目的去‘合理化’自己的商业利益。葡萄牙人利用宗教要求去获取他们在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利益就是其中代表。欧洲人把道德和精神价值作为进一步获取政治和商业目标的务实、有效的手段。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当地的道德观、本土文明和社会被外来的入侵所毁坏,这种本质上属于英语国家的主流模式,有其强大的文化独特性。它强调个人主义、消费、完美的市场概念,一种开放性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在(传统)社会价值和体系内,造成经济衰退、社会腐败以及政治混乱的局面。”(22. p25; 41)

 

本地标准逐渐被替代(或封杀),当地人的生活也受到损害。“(在印度)有些人从未与人吵架、没有嫉妒、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我的一些)朋友们曾经和从不偷盗、从不撒谎的人们一起生活工作——直到……出现了传教士。”(27. p180.)

 

在作品的序言里[18],大卫·柯盾(David Korten)认为尽管自己接受保守教育,但也必须得出这个结论:面对不断加剧并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全球危机,一直获得大多数保守派和某些自由派支持的发展实践,非但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导致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

“仁爱的”北大西洋政治家们,迫使中欧政府接受西方标准。他们认为,西方标准是“活化”那些国家经济的最可靠方式,事实上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因为至少在上千年的历史经历中,中欧国家已孕育出自身的价值体系,西方标准与之不合弦甚至相悖。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迪克森(Frank Dixon)认为:“全球经济是由一个年轻且尚未成熟的国家——美国来引领的。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美国文化重视形体美、形体力量及青春(正如媒体和广告所强调的特点);历时久远、更成熟的文化则重视长辈们用一生的经验所得到的智慧、和平共存、以及内在而非外在的成功。”(8. p4.)

 

在迫使(半)传统国家接受非传统价值观时,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会同时失去某些东西。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顾问和公认的说客米哈伊·科斯泰(Mihai Costea)在去年写下了这些话:“布鲁塞尔是欧洲的首都,我(在那里)生活已经超过八年。几年前,我问一个好朋友为何冷战结束却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倒退?他辩解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多重压力、激励性奖赏和监督机制三者缺一不可……这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民主只是一件出口商品,当出口市场存在时,相应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需要强调的是,从那时开始,中东欧欠发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直在帮助那些以恩人自居的西方经济体系,帮助他们扩展生意/市场,销售产品、服务和知识,并为他们提供安全的投资机会。中欧社会还为伪善的西方提供了廉价、高素质和具有进取精神的劳动力,将新鲜血液输入一个已经老化畸形的身体里。”[6]

解放运动,人口增长和移民

 

对于继承半传统价值观的民族来说,“解放运动”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当下,我希望人们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事实上在民主制度的庇护下,社会各阶层都期望能够得到“解放”。一方面,上层社会的妇女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它;另一方面,这种概念在下层社会的普及却可能引发一些问题,比如,解放运动是造成生育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在美国,2011年春季的新闻报道指出,新生白人婴儿数目已落后于非白人婴儿水平。有关统计是否具有意义,尚有待观察。在欧洲也出现类似的趋势。在新世纪的开首几年,拉脱维亚、匈牙利和葡萄牙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个孩子。相比之下,非洲妇女平均生育7.8个孩子。一些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开倡导解放运动。在那里,尽管死亡率高,高生育率却有助人口持续增长,因而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多数(后)工业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持续加剧。即使(合法和非法)移民看似无可避免,但生产力仍然可能下降,因为在劳动市场的大多数人口均属教育程度低和缺乏经验人士。从美国到英国,从法国到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越来越多报道关注此类与人口统计相关的经济问题。我们能否通过倡导解放运动来解决问题?

 

匈牙利院士、人类行为研究所总监玛丽亚·科普(Maria Kopp)在其《匈牙利公民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of Hungarian Citizens》)里写道:“在新世纪的开首几年(东欧共产主义倒台后约十五年),50至64岁匈牙利老年人的死亡率高于20世纪30年代。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专制铁腕统治时期),有关数据好于一些西欧国家,后来还是出现了上述情况。现在,匈牙利男性公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8.6岁,较邻国奥地利少7.8岁。每三个匈牙利男人中就有一人在65岁前死亡,这一死亡率也常见于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以来,在这片土地,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健康危机不断恶化。”(17. p1149)(雅诺斯·梅特翻译)科普也为大量失去配偶的妇女哀叹——尽管她们有部分曾经是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解放运动却被认为是让丈夫们烦恼的因素之一。

 

鲜有报道指出,解放社会各阶层妇女的非传统诉求,已让西方人口持续减少。为了应付由此而生的问题,西方国家可能会在三种主要方法里拣选一项进行尝试。第一种是提高经济效率(首要条件就是西方的经济繁荣)。第二种是把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6岁(这样,每三个匈牙利男人就有一人会在退休年龄前死亡)。这也暗示着匈牙利人退休生活的平均年限为2.6年(这与我们“范例国家”的10年形成反差)。我们能否简要概述充足经济的概念?

 

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规则”

 

另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规则”的问题。自废除了“家长式国家管治制度”和引进“人权”之后,匈牙利便出现了吉普赛人失业这个难以推卸的社会问题。大约五百年前,吉普赛人从印度迁徙到欧洲,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和部落组织蕴育了古老的价值观,这使得大多数吉普赛人排拒半传统和非传统价值。一些吉普赛人,特别是民谣艺人已成为我们社会的可贵成员。然而,大多数吉普赛人远未符合我们社会的要求,亦无一技之长。有报道指出,他们虽然居于简陋的小棚屋,但仍然不愿意受雇于企业,也不愿遵守相应的规则。大多数吉普赛儿童逃学旷课,不愿意接受教育。当他们长大以后,便难有机会取得任何工作机会。即使获得聘用,也会因为经常玩忽职守而声名狼藉,有鉴于此以及他们较低的教育程度(起码大多数情况如此),私人企业不愿意雇佣他们。因此,吉普赛人经常通过非法途径来补偿自己。

 

吉普赛人的失业率相较其他人高出至少五倍。因此,一大笔纳税收益便花在吉普赛人的社会保障,这亦是吉普赛人家庭赖以维生的主要途径。削减任何保障金额都会被认为是不人道,但继续下去则会使问题恶化,因为吉普赛人的生育率较大部分人高出3至4倍。自由市场理念排拒任何政府干预,因此,只有留给企业家们自行决定。在体制改变之前,社会主义国家习惯给所有人安排工作。取消社会主义之后,吉普赛人的就业机会就落在企业家的手里。然而,他们不愿意雇佣吉普赛人。完美市场和“法治国家”的观念也让他们有权这样做,所以秉持古老价值观的吉普赛人坚守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依靠保障生活。

 

善心人可能希望吉普赛人能有工作养活自己。然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却令政府无法通过成立国有公司介入其中。问题不在于吉普赛人,而在于我们遵循的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当地的道德观、本土文明和社会被外来的入侵所毁坏。这种本质上属英语国家的主流模式,有其过于强大的文化独特性。它所强调的完美市场理念,可能在(传统)社会造成经济衰退、社会腐败及政治混乱的局面。”(22. p25; 41)请注意,在我们这个拥有1000万居民的国家,于2008年便售出600万箱镇静剂。我们可以侵犯吉普赛人的人权吗?我们可以废除自由市场规则吗?充足经济在此又意味着什么呢?

 

民主和国债

 

在共产主义的四十年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曾拥有大部分生产力。直至1973年,匈牙利——这个拥有1000万居民的国家,签订了第一笔外国贷款。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直到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垮台,贷款金额约为10亿美元,但却要“偿还”110亿美元的利息。

 

在1989年,由于累计外债已达200亿美元,这个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被贴上了“无能”的标签。当时最强大的政党,由约瑟夫·安塔尔领导的匈牙利民主论坛(József-Antall-led-MDF),被游说采用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在1990年,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大选。就在那一年大选前,西方巨富乔治·索罗斯(György Soros)和安德鲁·萨罗斯(Andrew Sarlós)出价200亿美元资金——这是当时国债的总和,作为国民财富中“有价值部分”的收购价格。据说安塔尔听到这个消息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决定不能接受这个收购建议。

 

在1969年至1989年间,我国年均增长率达到4%。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匈牙利年均增长率达到1%。国家获注资500亿美元,但要以“偿付”利息1500亿美元作为回报。注资500亿美元的回报还包括,让外国人购去近乎所有国有生产力。除此之外,国债金额在2011年已高达1320亿美元。

 

很显然,约瑟夫·安塔尔本应接受那项收购建议。请注意,他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民主,也就是害怕输掉大选。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民主体系里,没有哪个明智的政治家会接受那种不受欢迎的交易。从这方面来看,他是对的,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匈牙利人已经全然忘记了孔子的警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担任公职时,不参与政事)”(《论语·泰伯篇》)

 

古代匈牙利人居于中亚地区,在1100年前才迁徙到中欧。应该注意的是,大多数现代匈牙利人仍然认同传统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所展示的东方集体主义特征远多于西方个人主义特质。时至今日,获匈牙利人采用的为数很少的非传统价值中的一项就是“民主”。

 

当下,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如果硬要把个人主义价值输入一个集体主义社会里,那么充足经济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的世界里,少数人生活在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社会……”(13. p50.)换句话说,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没有习惯于接受非传统价值。文化上的民族优越使情况变得愈发不受控制。大多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成长的人,被强迫遵守个人主义思维模式时,会有被剥夺权利的感觉。那么到底什么是“充足经济”?

 

“向其他国家输出理念,却不考虑有关理念赖以发展的价值观背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政治,也见于教育领域,尤其是管理和组织方面。美国经济的成功让人们相信美国的管理理念必定高人一等,因此应该去效仿,他们忘了查问一下:这些理念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并得以应用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理念上。”(13. p41.)

 

南希·阿德勒(Nancy Adler)指出:“我们对于管理的大部分理解都来自美国经验――美国人及美国培训的研究员,观察机构中的人员行为问题――他们暗地里假设,在美国工作的美国人所适用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人……(而且那些)美国人的工作行为具有普遍性。他们错了。”(1. pIX)特罗普纳斯和汉普顿·特纳持有相同的看法:“这些管理大师,诸如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麦克·哈默(Mike Hammer)、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和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有一种最好的管理和组织方式。(这种假设是)非常“美式”的(或者非常“法式”)——参阅法约尔。”(40. p14.)

 

总结

 

世界人口较三百年前增加了十倍,生存在地球上的人口已达70亿。这是世界经济的头号问题吗?不是。那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部分石油已经耗尽,除非能开发一些新能源,否则全球经济可能在几十年内崩溃。那是世界经济的头号问题吗?不是。那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现今的科技成果来看,再生能源的成本昂贵,因而难以普及。那是世界经济的头号问题吗?不是。那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人们可以列举更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而答案总是:不是,不是。

 

世界经济的头号问题源于传统和非传统价值的冲突(也许这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因为根植于宇宙观的价值标准,影响着人们在工作、购物和休闲时的决定和取向。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对此所做的分析往往被认为是客观的,而事实上只是一些遵从某种价值观的想法。在社会科学的范畴里,科学研究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跟特定价值体系相结合,因为研究者的头脑已经被这种体系所制约。

 

“当特定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在人的大脑中建立,他(她)必须忘掉或丢弃这些东西才能学习不同的内容。忘却比初学更为艰难……心理的‘编程’始于家庭,并在邻里、学校、青年组织、工作场所和居住社区延续下去。”(13. p4.)正是公民的 “心理软件”,创造了政治制度间的大部分差异。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宣传、金钱或武器能在短期内被清除;与这些“快捷”行为相反,经济要求社会各阶层的行动。因此,那些能成功把自身价值观植入别人头脑中的人,也就能全面控制别人。军事或经济力量可以为这种思想替换打开大门,而“更新程序”则通过现代的传奇故事及神话来进行:电影、戏剧、小说、法律体系和非传统的政治理念。

 

“管理技巧和培训计划几乎已成为个人主义国家的独有产物。这一切均基于一种文化假设,一种或许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无法成立的假设……这样的培训方法并不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13. p66.)人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提供技术、组织供应和工作的系统,它也一个条件制约网络,这个网络隐藏在我们自出生以来就开始受其熏陶的价值体系之中。因此,在我看来,期望以“全新的头脑”去认识充足经济的客观环境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所谓“充足”,是为受条件制约的头脑视作充足的某种东西。

在每个国家,经济与民族文化特色密不可分。由于地方文化存有差异,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思想、感受和行为。价值观对经济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家和战略家们,只有通过研究目标国家的文化力量,才能避免错误预测。我知道,没有一种恰当的科学标准能够证明某个团体较其他团体更为优越。没有绝对的准绳能让我们作出判断,认定一种文化活动为“低等的”或是“尊贵的”。只有文化本位民族主义者才会这样认为。

 

特罗普纳斯和汉普顿·特纳在他们的《文化浪尖——理解商业文化的多样性》(《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 –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Business》)一书中,援引了欧洲共同体的创始人让·莫内(Jean Monnet)说过的话:“如果我有机会再次面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我可能会从文化开始。”(40. p8.)

 

【参考书目】

[1].Adler, Nancy J.: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WS-KENT, Boston

[2].Benedict, Ruth: Patterns of Cultur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34

[3].Bhagavad-Gita  Transcreated by P. Lal; Orient Paperbacks, New Delhi—Bomba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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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永丹卓嘎

一校:修春景、扎西尼措

二校:释然、晋美班玛

终审:铭浠、圆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