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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西方观念中的“苦”、“压力”及“应对”

佛教和西方观念中的“苦”、“压力”及“应对”

Buddhist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Suffering, Stress, and Coping

作者:保罗D.泰森、拉娜·彭格鲁恩芬特·R·N

Paul D. Tyson, Rana Pongruengphant R.N.

宗教与健康期刊,2007年9月,第46卷第3期,351-357页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September 2007, Volume 46, Issue 3, pp 351-357

 

作者简介:

保罗•泰森(Paul Tyson)博士、心理学教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凯瑟琳市的布鲁克大学教授知觉学和东西方意识。其研究著述范围包括从清明梦到酒后记忆增强,重点研究项目为脑电生物反馈和压力管理。教授现正致力于撰写“佛教徒如何应对压力”的相关跨文化著作。个人电子邮件地址:tyson@brocku.ca  

拉娜·彭格鲁恩芬特·R·N(Rana Pongruengphant R.N)博士,泰国东方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及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护理管理、护理研究及专用计算机研究。其著作范围包括护理管理、护理实践、护理教育,以及对职场解压的跨文化研究。个人电子邮件地址:rena@bucc.ac.th

             

摘要:佛教和西方文化对“压力”的定义截然不同,体现在应对方式、传统观念和实践等几个方面。佛教所定义的“苦”,源自佛陀宣说的四圣谛,表面上类似于心理压力。若更深入地探究东方宇宙学,则会发现在实际应对痛苦和压力方面,西方心理学理论和佛教理念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在对“职场压力”的解决方法进行了跨文化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西方最有效的传统办法是问题解决法。而在泰国,帮助护士们处理各种压力源,诸如应对死亡与濒死等问题的则是禅修。  

 

关键词:压力 • 应对策略 • 禅修 • 痛苦

 

前言:虽然压力无处不在,但是佛教与西方社会应对压力的方法却不尽相同。以“自我”概念为例,西方学术界更偏重于个体在出生18个月前后出现的统一人格,而佛教历来视“自我”为意识构建的一种幻象,绝无真实存在的独立实体(即巴利语anatta——无我) [格辛(Gethin),1998]。实际上,对“自我”的执著可被视为证悟的一大障碍。            

     

鉴于佛教与西方文化在宇宙哲学、传统观念和认知方式上的差异,则二者定义、感受和应对压力的方式相异也在情理之中。佛教将压力划归为苦受(梵语duhkha——痛苦)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与心理学的“压力”由来不同[韦伯(Webber),2000]。在西方心理学中,对“潜在压力”表现的定义范围颇广。加拿大心理学家翰斯·赛利(Hans Selye,1976)认为压力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真相。西方心理学指出,外部事件不会造成压力,压力来自于人们对该情况的解读——继而导致“战或逃”的反应。拉扎勒斯(Lazarus,1966)的范例被广泛接受,他认为压力并非来自环境中的真实需求与个体应付该需求能力间的失衡,而是被个体感知到的需求与其对应付该需求能力的自我评估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压力是自生的,若没有感受到真实的威胁或是误认为其能掌控局势,就不会感受到压力;但是,佛教认为人们仍会有苦受。

大约2500年前,乔达摩•悉达多在印度的一棵菩提树下入定,决心誓要找到众生受苦的原因才能离座[罗睺罗(Rahula),1959]。身为王子,悉达多直面迟早会遭受生﹑老﹑病﹑死之苦的现实,看破自己舒适而优越的生活。于是他离开王宫,踏上求道之路,历经数载修行各式瑜伽甚至极端的苦行。佛陀的传奇内涵深邃而丰富;坐在因他而得名觉醒之树或菩提树的大树下,他证悟了“四圣谛”。

“苦”为第一圣谛,也是人类存在的三大特性之一。传统上,梵语的“苦”被翻译成受苦、痛苦、悲伤或不自在,相对于代表幸福、舒适或自在[罗睺罗(Rahula),1959]之意的“乐”(梵语‘sukha’)。为了理解由苦的本质、苦的原因,到对治苦从而走向证悟的整个过程,此处将“苦”的定义与心理学的“压力”相比较而言。一些证悟者,虽也会感受疼痛、情绪、生、老、病、死,但他们不会有“我”受伤或生病了这类一般人会有的反应[戈尔曼(Goleman),1997],且会如实地接受衰老和死亡。  

佛法对人类体验与宇宙学之间紧密关系的构念上给出了超越性的定义,这与西方模式的心理压力观点有着本质区别。它源自一套精密的宇宙学理论,经由阿毗达摩传统理念系统化为一种连贯的冥想修炼,其基础的超自然假定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冈瑟(Guenther),1976]。六道众生在根本上具有某种基本统一。

无论具体的感受是苦是乐,“苦”终究是带有压力的,因为统一的现实和人类观念中的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压力是生存的一种特性,它就是人的一部分,以物理、化学、生理和心理的形式构筑在人类机体中。从人类DNA的化学模式,到联结学习、记忆及构成自我意识的认知神经系统,人类在用基于过去的假定预测未来。

然而,人类或机器用于构建世界和人类自身所用的全部假定,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正确,原因在于,这些假定忽视了现实中影响人类的某些变量。显然,人类有限的生物学、认知或计算机的模型都无法囊括宇宙中的所有变量——即使变量并不假定为无限。存在的另一特性是“无常”,它源于这个相互关联的宇宙,与“所有物质和能量都在相互作用”这一西方概念相似。宇宙中的万千事物交互影响,且由于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同样的人、处、物不可能二次出现。读罢本文之后,读者们在物质和认知上都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自己,但却依然感知并坚守着自己仍是同一基本实体的信念。            

虽然人们自我感触为各具身份的独立个体,但这是一种忽视了个体之间关联性和无常性的错觉。正如第三个特性“无我”所表达的,不存在独立的实体或自我。由我们的意念创建出的这个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苦也由此产生(Omvedt,2003)。佛教对压力起因的二分法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指导方法,能使人的构念与实相之间的可能差异形象化。依照某种古代符号学,宇宙为圆形,而人类的构念为正方形[威廉与贝恩斯(Wilhelm & Baynes),1967]。  

压力的来源之一,即我们误以为自己真实存在,而非自我建构出的一部分(图1)。鉴于实相的定义,人类的构念只包含了宇宙中影响我们很少一部分的微观和宏观变量。实相超越概念或演算,正因如此,我们的现实观念和实相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必然特点。

图1

 

 

图2

佛教宇宙论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思维概念,如图2所示,人类的构念中同时包含了许多关于自身的假设和不切实的想法。压力即事物本身与人们认知之间的差异,借由人的动机、需求、欲望及期待而产生。我们获得的诸多非理性的恐惧、信仰、成见和观点,其实都是错误或不适用于现状的。    

西方科学和心理学对自我构念的特别兴趣,以实证研究法对佛教构念的影响力做了细致的评述,包括在洞察力、注意力、认知力、情感、社会及环境相互作用等方面[霍格与库珀(Hogg & Cooper),2003]。应对压力的诸种西方理论方法,或者遵循侧重防御机制的“精神分析范式”,或者遵循利用各种认知或行为机制的“心理学范式”[施努尔与格林(Schnurr & Green),2004]。防御机制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与病理学或创伤相关,是为防止焦虑引发胡思乱想。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个体经常感觉难以控制自己的想法,并且会无意间使用各种防御机制,如离群、压抑和拒绝[阿尔德温(Aldwin),1994]。

相比之下,应对方面的心理学文献则描述了三种主导模式:解决问题、社会支持和回避策略[阿米尔肯(Amirkhan),1990;拉扎勒斯与福尔克曼(Lazarus & Folkman),1984]。一般来说,解决问题是社会最为接受的应对策略,它强调采取直接行动改变状况,并提出认知分析和未来应急计划[加勒特等人(Gallet al.),2005]。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对压力及应对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解决问题是处理压力的最有效策略[巴加特等人(Bhagat et al.),1994;兰伯泰特等人(Lambertet al.),2004;泰森与彭格鲁恩芬特(Tyson & Pongruengphant),2004]。

回避、退缩和逃离是三种相似的防御机制,能减少情绪带来的影响,亦是效果最小的压力缓冲法[泰森与彭格鲁恩芬特(Tyson & Pongruengphant),1996]。作为一项权宜策略,逃避会减少压力体验、生理刺激及身体不适;然而作为维护身心健康的压力管理技巧,其价值也最小[兰伯泰特等人(Lambert et al.),2004b]。寻求社会支持包括了解决问题及情绪安抚的各项元素。社会支持可以包括征求意见、寻求信息、具体的援助、情感支持、信息披露,以及将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理性化或合理化[施努尔与格林(Schnurr & Green),2004]。 

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社会支持的寻求可能截然不同。例如,日本护士认为,如果主动提出问题或寻求社会支持,将会危及自身与其他护士及医生的关系[兰伯特、兰伯特与伊藤(Lambert, Lambert, & Ito), 2004];在泰国,个人问题被视为某种缺陷,因此,在应对压力的同时,专业人士有必要将其难处予以保密;在中国文化中,哭泣或愤怒的外露则被视为“丢脸”的表现[彭格鲁恩芬特(Pongruengphant),2000;邦德(Bond),1991]。          

佛教概念中的“应对”,即是能够减少苦和缩小我们的现实观与实相之间差距的认知与行为方法。大多数上师都有一套系统的训练和实践方法,利用各种禅修技巧发现苦的根源[韦伯(Webber),2000]。禅修的功能之一,就是系统性地化解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结构整体的偏见。该“解构”过程,能使人们逐渐减少偏见直至看到实相,特别是减少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这就如同将系统开启一般[泰森(Tyson),1982]。  

西方的通用系统理论将人或机器直接而不带偏见地感知世界作为必要条件。然而完全没有偏见的评价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一切皆平等时它才能实现,那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即一个人和一粒沙子的重要性相当。当一个人逐渐开放其自身系统,他的感知和注意力就开始接收偏见更少的信息,内在的沟通更为和谐,反应也更加灵活有弹性[泰森(Tyson), 1982]。以更少的偏见、爱憎亲疏或解读来观待这个世界,会指引禅修者转变观念,减少认知差异。  

尽管佛教徒和多数西方人都认同压力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此认识在人群中的差异度也相当悬殊,并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业)。如禅修等能够减少认知差异的行为和实践,被认为是有益身心或是善业;与此相反的行为则是恶业,因为它会导致更多压力和问题的恶性循环。对有兴趣应对压力和减少痛苦的人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减少我们的构念和实相之间的差异。禅修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借由学习各种“善巧方便”,通过控制注意力和认知,使得以往的思维状态及模式可以与当下的实相保持一致[戴克曼(Deikman),1982]。 

禅修的种种有益效果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包括减轻压力及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本森(Benson), 1997]。在约95%的人口为佛教徒的泰国,医院护士运用冥想和放松作为应对策略,缓解各种职业压力对自身的影响,尤其是面对濒死的病人及其亲属时的压力[泰森与彭格鲁恩芬特(Tyson & Pongruengphant),1997]。据报道,加拿大护士的放松和冥想练习与泰国护士的一样频繁,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项策略在加拿大医院中发挥了缓冲压力的效果[泰森、彭格鲁恩芬特与阿加沃尔(Tyson, Pongruengphant, & Aggarwal),2002]。      

研究人员发现,禅修能够缓解生理反应、同步脑电波、增强免疫力,同时,能使修习者的思维更平和,更少压力感,家庭关系更和睦,还改善了情绪、睡眠等等[戴维森等人(Davidson et al.),2003;方坦(Fontaine),2005]。然而,通过不可复制的安慰剂效应随机双盲控制,以及对佛教禅修者有选择及细微偏差修正的纵向研究,发现禅修呈现出的生理和心理效果在个体间的差异极大。

理论上,将灵性或禅修引入医疗保健,作为应对压力的策略,已被质疑违背了医药和医疗保健的科学基础[高尔(Gall),2005]。那些与禅修相关的宗教体验,一直被描述得无比神秘和神圣[戴克曼(Deikman),1982]。对于定义诸如实相这样的体验,其计量和操作性都是疑难问题,不过,禅修的独特功能就是令人逐渐趋入对实相的直接体验。佛教所定义的“实相”,并非某种能够被医疗专家或心理学家用来描述压力的结构,因为语言或科学模型都无法恰如其分地描述它。   

无论如何,我们都与实相关联,佛教指出,实相能够被直接体验,能够作为纠正人们的态度、信念和觉知的参照,最终,能被用以引导人们走向更少痛苦的生活。

 

致谢:本文作者感谢师从南嘉仁波切的佛学老师马克•韦伯为本文提供的详细评注及深刻见解。

论文收稿:2006年9月29日 /同意发表:2006年11月26日 / 在线发布:2007年1月11日; 布兰顿-皮尔研究所(Blanton-Peale Institute)版权所有,2007年度。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歌者

一校:隆信、扎西尼措

二校:隆信、扎西尼措

三校:圆善、圆因、圆阳

终审:圆徐、刘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