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经》第01课 2019年09月02日

 

(暂未定稿)

(上师用藏文进行祈祷)

藏文中的《楞严经》也比较多,现在也有完整的藏文版。但以前我也讲过,我只有第九品和第十品的传承,到现在为止,前面部分我仍没有得到正式的传承,所以也在寻找,但到底有没有传承,也不是特别清楚。

原因可能是藏文译本之间有所不同吧。按照布顿大师的《布顿佛教史》和有些资料——我在汉文中没有查到这些资料,在前弘时期,《楞严经》是有完整藏文版的,但朗达玛灭佛之后,就只留下第九品和第十品,其他部分就丢失了。[1]

你们可能也看过乾隆皇帝的合集本,是由藏文、汉文、蒙古文和满文四种语言合在一起的《楞严经》的合订本,并且在合订本前面用汉语作了一个序,其中讲到,布顿大师曾授记[2]说,再过五百年,会有人把《楞严经》由汉文翻译成藏文,那时候才会有真正完整的藏文版《楞严经》。

后来,章嘉国师也就是第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他开始由汉文翻译成藏文,并且作了注译,所以有些历史中说,大概在乾隆17年到28年之间,他把《楞严经》翻译成四种文字,也有些历史说,若必多吉是在1772年到1779年之间翻译的。

藏文版本后面没有明确表示译者的身份。就像汉文的《大正藏》和《乾隆藏》一样,藏文的大藏经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如奈塘版、北京版、德格版、卓尼版,还有库伦版大藏经。收录《楞严经》藏文完整版的有奈塘版大藏经和科瑞版大藏经。我得到的传承是以前谛察活佛他们的德格版大藏经的传承,里面只有《楞严经》的第九卷和第十卷。但以后能不能找到奈塘版的传承,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奈塘版的,我应该去得个《楞严经》的完整传承,但现在还没有寻找到。

暂时来讲,到了第九品和第十品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提供藏文的传承,其他部分可以根据藏文的相关内容进行对照,但无法给大家念传承。原来念传承的时间,也可以讲下佛经的内容,一堂课可能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以上是简单地与大家说一下我的藏文传承情况。所以,这次与讲《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有所不同,因为这两部经我都有传承,讲课之前都会念一遍当天经文的传承,然后再用汉文讲解的。

对我而言,实际上很早就想讲《楞严经》。大概20多年前,就有不少法师和居士提出来,想听我讲《楞严经》,但各方面因缘一直不具足,没有讲成。大概2017年左右,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缘聚合,我就非常想讲,当时在日记中也提过三四次——“我一定要讲《楞严经》。”于是像犯病似的在拼命寻找各种资料、听传承等很多方面花了大量功夫,到2018年基本上就确定要讲了。

我最初就对《楞严经》很有信心,但后来也看到了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包括欧阳竟无、吕澂)的说法,以及汉地的一些其他不同评价,所以,我非常认真地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认为,这些说法完全是人云亦云,并无实据。希望以后专门找个时间给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包括梁启超),都是受到了日本个别学者的影响,导致在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搞得沸沸扬扬,很难制止。其实其中的很多问题,南怀瑾先生在《楞严大义今释》的开篇里也作了简单的回答,我看了之后认为分析得非常正确。等过一段时间因缘成熟了,我会为大家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和一些学者后来的分析。

虽然梁启超等这些学者的语言完全不可靠,但对于个别智慧没有成熟的人而言,的确可能人云亦云,所以我现在也是再三对照藏文版本,力求准确无误。参考现在藏地的《大藏经》进行对照是比较可靠的。土登尼玛仁波切建立了一个藏学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研究各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大概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2011年终于编出了藏文版《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藏文版)。这项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好,其中收集了藏地所有《大藏经》的版本,其中《甘珠尔》部分总共108卷,我们学习的这部《楞严经》是其中的第100卷,后面部分有些是目录。这算是最好的一种参考书了。

汉文中,包括《乾隆大藏经》及其他的一些《大藏经》中的注释都值得参考。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讲任何经或论时,若采用前辈大德,尤其像乾隆皇帝这些智者们共同认可的《大藏经》的内容来进行宣讲,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怀疑。现在即使有人怀疑,可能也不一定有智慧和能力来质否吧?这是关于我们选用的《大藏经》版本,这里先和大家说一下。

纵观《大藏经》的历史和整个佛教的历史,在汉地,《楞严经》确实是流传非常广的一部经典,很多人对它也有非常大的信心。从唐朝以来,每个朝代、不同教派,都有许多高僧大德在宣讲、弘扬、作注疏等等。

而在另外的国家和民族,《楞严经》却不像其他一些经论那样弘扬得非常广。

日文版本,许多都是比较早期的古文版,在时间上,我刚刚对日文和汉文的时间稍微对比分析了一下,好多日文《大藏经》中有比较古老的版本,大约是在八世纪,日本就开始学习《楞严经》了。而现代文相对较少,但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弘扬,学术界也持有不同的观点。

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韩国稍微好点,早在公元1235年就开始有翻译,到现在大概有七十多本不同的古今大德的讲记、解释。因为他们对禅宗比较重视,所以许多教派把本经当成特别重要的禅宗经典进行弘扬。

但从其他民族的文字来看,虽然有其他不同民族语言的译本,如蒙古文、满文,但弘扬得不是特别广。

至于英文版本,大概在七十年代,宣化上人在国外弘扬佛法的时候,因为他特别重视这部经,一些西方弟子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在这之前的1967年,斯里兰卡光明山普觉寺的陆宽昱居士等人,也曾将本经译成英文,在西方部分国家有所弘扬,但不是很广;还有些西方人,也受到了民国时期有些学者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之,在西方,《楞严经》不像其他经论的影响那样广大。甚至有些西方人受当时民国时期学者的影响,而有一些不同观点。

其实,《楞严经》在藏地并不像《金刚经》、《贤劫经》、《金光明经》等经典那样广为人知,这一点我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有藏族堪布问我:“听说你要讲一部很殊胜的经典,是什么经啊?”我说了《楞严经》的藏文名称(上师念藏文),他们听后一脸茫然:“《大藏经》里有这部经吗?”(众笑)

的确,在藏地,这部经只是有个传承而已,并不广为人知,连很多大德也从来没有听过此经的藏文传讲。而且,藏地传法历来以论为主,讲经相对较少,这点有别于汉地。在藏地,虽然像《弥陀经》、《百业经》等也有很多大德在讲,但《楞严经》的确不是很出名。

据《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摩诃衍也曾依止《大佛顶首楞严经》修行,他后来去到藏地时,也曾携带着《金刚经》等禅宗诸多典籍,本来也想在藏地弘扬《楞严经》,但由于当时因缘尚未成熟,所以并未被接受。所以,《楞严经》在藏地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知者甚少。

这部经是怎么来到汉地的呢?

或许这个故事在汉地已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今天为了表达一种缘起,以及佛法的难得,想为大家讲一下《楞严经》来到汉地的那段历史。

汉地的天台宗有位智者大师,极具威望,声名远播,人皆称之“小释迦”——第二位释迦牟尼佛,就像藏地的莲花生大士被称为“第二佛”,或是“第二大佛”一样,因其利生事业如佛陀一样无量无边。印度也有智者常称龙猛菩萨和世亲论师为“第二佛”,“小释迦”在汉地也是类似的称呼。

公元580年,有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听说我们东土有位号称“小释迦”的智者大师,于是前去拜访。会面后,交流十分融洽,双方都很高兴。印度的僧人告诉智者大师,止观中三种观照的观点和印度《楞严经》中的意趣相符。一生弘扬天台止观的智者大师听闻此言,立刻对《楞严经》生起了极大信心。本来大师一生都在弘扬天台止观,成就殊胜,自然对素未谋面的《楞严径》很感兴趣。僧人又说:“即使是在印度,这个有着众多佛法宝藏的发源地,《楞严经》也被视为珍宝。”

据历史记载,《楞严经》最早在第五层天——化乐天,被天人所保护。因其深藏着如来的密意,包含着最甚深的密法内容,天人不愿意在人间弘扬,就将其带到天界去了。

此外,《楞严经》还藏于龙宫,传说龙胜菩萨(应该是龙猛菩萨)到龙宫时,曾想带回此经,因受到阻挠,菩萨便把经典通篇背诵下来,才得以带到人间。于是,《楞严经》首先在印度流传开来。

交流过程中,智者大师还请教了自己在研读《妙法莲华经》时,关于六根功德来源于心方面的疑念,印度僧人也据《楞严经》中的法理一一作答,并解开了智者大师的诸多疑惑。僧人还告诉智者大师,《楞严经》关于这方面的义理,阐述十分详尽。因此大师越发渴求得到这部法。

现在一些智者在讨论中进行智慧碰撞时,也常说:“你说的这个内容是在哪里找到的?我一定要亲自看看,你能不能给我请这本书啊?要不给我寄一下?快递怎么样?”(众笑)

不过现在真的很方便,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快递过来就可以了。相比之下,以前求法的过程,真是极其艰难,古今求法的难易程度真是天壤之别,对此我确实深有感触。

听罢印度僧人此番话,智者大师心心念想要获得这部法,便交代他:“无论如何你都要想想办法,令我们东土得到这部法。我会在此一直祈祷、顶礼,你看能不能将此经带到东土来?”

印度僧人可能也承诺了,会想办法将来将此经带来,随即返回了印度。

公元580年,智者大师在天台山的华顶建造了拜经台,面向西方的印度方向顶礼拜求此经,十八年不间断顶礼,殷切地盼望《楞严经》能早日传到东土来。但遗憾的是,一代佛门龙象的智者大师,直至公元597年圆寂,也无缘见到这部经的真颜。

也许由于大师诚挚发愿力种下的因缘,公元705年年初,即神龙元年,武则天被迫退位,她的儿子唐中宗继位,印度天竺国的般剌密谛比丘(译为极量,即波罗蜜多,也有智慧高、才智高的意思,名字有不同的译法),终于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来到广州。或因前世因缘,抑或是佛菩萨的化现,总之,他经历了种种苦行,远渡重洋,令此经来到了东土,其行为甚为伟大,确实感人至深。我们今天能够学习这部经典,完全都得益于这位大菩萨的发心和愿力。

听闻东土的“小释迦”智者大师,为了求阅《楞严经》,礼拜、祈请了整整十八年,且不畏寒暑、精进不懈,这令般刺密谛法师深深感动,无比钦敬,觉得这部经必定与东土众生有殊胜的法缘,于是发下大愿:一定要想尽办法,将此经带到东土!

第一次,他将《楞严经》抄录下来,打算藏匿带到中国。圆瑛法师的《楞严经讲义》,以及很多历史资料中记载,那时印度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而是由很多小国组成。法师带着法本过境时,被驻守边境的官吏搜查,并直接将其没收。因为这部经书被视为印度国宝级的重要文物,不准带到境外,也不准对外流传,也正是如此,当年玄奘和法显等大德都没能得到这部经典。由于当时印度边境的管理要求,他到了边境,不但不获准放行,反而勒令其原路返回作为惩罚。这部国宝级的经书是不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出国”的,所以他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但般刺密谛并没有死心,他继续探寻其他办法。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因一时违缘气馁,而会持之以恒地寻找可行的途径。

第二次,他准备把《楞严经》全部背下来。他想:“如能这样,边检人员又读不到我脑子里的东西,所以我再前往东土时,应该万无一失了。”就像很多想偷运物资出境的人,也会想尽办法。

下定决心后,便开始背诵,熟记后再次向边境出发。那时的交通特别不便,他历经了长途跋涉,跨越千山万水,终于接近边境线。抵达前,他想检查一下自己的背诵情况:“还是看看我背得怎么样了?如果背诵不成功,等到了东土才发现,那就晚了。”(众笑)由于一路奔波劳碌、历尽艰难,加上体力不支,以及过境时心情紧张、害怕,他发现自己遗忘了好多词句。他又试了好几次,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心想:“如果没有把《楞严经》完整地带走,这次即使是我人过去了,也毫无意义啊!”于是,他只得再次返回印度。

第三次,般刺密谛又从长计议。这一次会有什么办法呢?

人类的古文化中蕴藏着浩瀚的深广智慧,自古以来,印度都有辉煌灿烂的艺术文化,近年来科学技术更是蓬勃发展,至今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包括现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西方国家也喜欢迎请印度或伊斯兰的科学家探讨学术、相互交流。

般刺密谛设法运用一种特殊技艺,用非常细小的文体,将整部《楞严经》书写在一种特殊的细白布上。也有说法是写在羊皮上,羊皮剥去后,会有一层纤薄的组织。但不管是细布还是羊皮,般刺密谛总算将《楞严经》誊抄完毕,仔细卷好,割开皮肤,埋在体内。原先本来打算藏在肌肉较厚的臀部或大腿位置,但又觉得藏在下身部分不太恭敬,于是选择了手臂部位。

记得1990年我们跟随法王去印度弘法,当时法王在印度南卓佛学院等地宣讲了《金刚七句祈祷文》、《三根本修法》、《定解宝灯论》、《上师心滴》等法。法王的宣讲精彩之至,感觉在藏地讲课时也没发挥得如此出色。

当时我们将法王和一些高僧大德的开示作了录音,想将磁带带回藏地。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也困难重重。那个年代没有光盘、iPad等便携设备,更不用说手机录音了。现在,“录音磁带”这种东西已经淘汰了很多年,不少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但当时确实只有这样的条件。

为了将录音带回,我们只能把磁带拆开,(上师问旁人)磁带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磁条?磁带芯?(上师描述,众笑)就是磁带拆开后,里面那条黑色的带子。我们把这些带子取出,细心卷起,准备缝在衣服上。本想缝在裙子底部的裙边里面,但觉得放在下身对法太不恭敬,最后还是决定把一卷卷的磁条塞进裙子腰部的裙边,再重新缝合。

我们经香港转机,最后到达尼泊尔。返程时在尼泊尔出境,过安检时,我们怕搜身时被发现,一直担忧不已。但好像当时尼泊尔安检的仪器很差(众笑),没出现什么问题,搜查身体时也没有被发现(众笑)。但在那样的状况下,我们确实还是比较忐忑的。

当时和我们一起过境的还有位医生名叫热巴,他觉得印度的纺织品质量非常好,就买了好多裙子、披单。由于行李超重,过不了安检,他就把好几条裙子穿在身上,再披好几层披单(众笑)。法王如意宝故意开玩笑说:“今天热巴医生那么胖啊?”(众笑)

那时去一趟印度或尼泊尔并不容易,印度纺织品柔软舒适,藏地布匹确实难以媲美,但我和索顿喇嘛还是觉得法王的录音磁带更为重要。最后我们都顺利通过海关,抵达香港……咦,我说到哪里去了?(众笑)

般刺密谛的故事的确是感天动地:他觉得如果将佛经藏在下身的肉里面,会显得对佛经不恭敬,便选择将左臂上的肉割开,把经卷全部放在里面,再缝上,伤口基本愈合以后再去到海关。第三次终于顺利地通过了海关。他可能当时是从海路进入的,登陆的地方应该是广州。

据说般刺密谛精通四国语言,也可能懂得一些汉语。他到达广州时,正是武则天执政期间,房融宰相是最后执笔润色的居士。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只不过在执政过程中站错了队,后来被贬到广州这边来了,也算是当地最大的官员。房融迎接到法师后,就非常恭敬地将他迎请到广州的制止寺进行接待。

当时是公元705年,他们从五月份开始翻译。我们可能明后天会讲到,翻译分为主译和证译,包括汉族的怀迪法师在内,还有印度的一些僧人,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翻译团队,然后进行翻译。

历史记载,般刺密谛到了广州后,在寺院里将经书取出来。由于当时不像我们现在交通那么方便,他经过水路的时候,耽误了很长的时间(当时法显是用了70天还是90天那么长的时间),再加上没有现代的先进技术,经书从血肉中刚取出来的时候显得特别模糊,难以辨认。

后来,有的说是房融的妻子,有的说是其他人,不管怎样,有一个哑女(不能说话的哑巴)看到这个情形,突然说话:“可能涂上人奶就会显示清楚。”结果,他们使用了人奶,每一个字都能清晰显示了。

之后便建立了翻译团队进行翻译,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有时候我想,般剌密谛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国家、人民竟能有这么大的悲悯心,当时也没有麻醉药,就在自己的身上割肉。肯定需要取出很多肉,不然无法藏经。菩萨的这种精神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令人难以想像。我们自己带几本法本到其他国家,或者遭遇一些艰难困苦、严寒酷暑,都难以忍受。我们弘扬佛法的心与这些大德们相比,真的有天壤之别。

去年,我看到有人将《楞严经》拍成了电影,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刚才讲的般剌密谛隐藏《楞严经》的过程,请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讲下去。

(播放电影《楞严经》片段)

前辈大德们无论是求法还是弘法,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甚深经典,确实非常珍贵。我备课时,一想到这些就很动容,好几次流泪,现在情绪稍稍好转。作为后学者,应该有一颗虔诚难得之心,时常忆念前辈大德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换来这些珍贵经论。现在各类法本应有尽有,纸张的、电子的……获得经书法本十分方便,不懂佛经教义的人或许认为这些只是普通书籍,而真正懂得其中甚深意义的人们,理应深怀感恩之心。

般剌密谛将法本留下后,很放心地回国领罪去了,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当时的梵文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据说大约2001年,河南某寺院找到了不完整的《楞严经》梵文本[3],于2017年将它存放在某纪念馆中。后有西方人发表英文评论,说这个本子不一定真正可靠,有待考证,但无论如何,最初梵文本能够传入中国,非常不容易。

当时翻译完后,由房融宰相拿到皇宫里去,只可惜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关注。后来,由于北传禅宗的神秀大师本人非常喜欢这部经,就在朝中弘扬,最终使《楞严经》在全国兴盛起来。直至今日,这部经典依然在各地备受关注,尤其是汉地人,与它的因缘更是不可思议。

《楞严经》可以令汉地众生获益,当然也可以使其他地方的众生获益。比如一味药,不会只对某个地方的人有效,但对其他地方的病人就无效。中药也好,西药也罢,不论在何地,用于哪类人群,都具有相同疗效。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在佛法不太兴盛的地方,用“遍地开花”的方式弘扬它。

汉地的前辈大德们就曾使用各种方法弘扬《楞严经》。如印光大师,就把它放在净土五经当中(《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以前我们也讲过);百丈禅师将“楞严咒”纳入汉传佛教的早晚课当中等等。因此后来的大德们也都非常重视《楞严经》。清僧祖观也有名句曰:“自从一见《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粕书。”他说,看了《楞严经》以后,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糟粕无有意义,因而再也“不读世间糟粕书”。

我非常佩服民国时期圆瑛法师的研究精神,他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在24岁第一次看到这部经典时,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信心,当下发愿要好好研习这部可以令人开悟的《楞严经》(当然,他也依止过一些上师)。

为学习《楞严经》,圆瑛大师[4]在寮房中贴满了有关此经的各种问题,每次想到一个问题就贴上去,随后一边祈祷一边禅修,通过实修感应解除疑惑。就这样,从24岁到68岁,他不断地思维、研究、分析、祈祷、禅修……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学习这部经。

法师晚年时,满屋子都是关于《楞严经》的问题字条,贴得到处都是——这有点像一些西方学生的做法。以前有西方老师对我说,爱学习的学生喜欢在自己床边贴上写有问题的小纸条——圆瑛大师大概也是这样——而不爱学习的学生,床边贴的则是明星照片。老师也很明察秋毫,说:“基本上,我们能通过查宿舍,看出学生的心态。如果书多、贴的问题也多,说明这应该是爱学习的人。”而且西方人都喜欢用彩色的笔和纸条,花花绿绿的全部都贴在那里,学校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圆瑛大师可能也是这样吧。

今天我好像有点不太想“上课”,像聊天一样的,这样也可以吧(众笑)!这样你们也不累。刚才说到,圆瑛大师的房子里满是关于《楞严经》的问题,直到他68岁时,终于一个问题都没有了,于是开始着笔著述《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该讲义有厚厚的两本,我以前看过,但这次没来得及看。法师分析得比较细致,我记得其中仅仅释题就用了大量篇幅,若换作我们上课,大概要讲好几堂。

这本讲记写得非常广,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依此广讲。虽然广讲会令大家多一些思考、分析和研究,但现在的情况不比古代:古代如果有人讲课,听众有的是时间,也特别喜欢听课;现在如果讲课时间太长,很多人会生厌烦心,因为上课要关手机,可能会耽误很多世间法——当然我们这边还可以,很多人把事情放下来听课,这一点很了不起。但是,过于广讲终究不现实。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楞严经》的重要性,正如憨山大师所言:“不读《法华》,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读《楞严》,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这个说法或许便是源自于此。倘若未读《法华经》,我们便无法了知佛陀救度众生的苦心,若不读《楞严经》,则不知修行成就的关键。

许多大德认为,《楞严经》含摄了从凡夫道直至佛地之间所有的修行窍诀,应有尽有,就像我们常说《前行》囊括了所有的修行窍诀一样。往昔大德曾言,一旦《楞严经》在世间隐没,便意味着佛法即将入灭。反之,若《楞严经》广弘于世,则如来的教法与证法也将欣欣向荣。

因为《楞严经》宣讲了许多制服魔众的法要,魔众自然不愿意这部经典得以广传。这种说法并非无中生有。《乾隆大藏经》中有一部经典名为《灭法尽经》,其中讲到:“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化灭去,十二部经寻后复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在佛法趋于隐没的像法时期,最先灭尽的经典便是《首楞严经》和《般舟三昧经》,随后十二部经典也将渐次隐没,经中的文字不复存在。那时,出家人的袈裟将自然变白,无法被染成红色与黄色。因此,若要佛法久住,一定要好好弘扬《楞严经》。

我们现场有“遍地开花”课后分组讨论会(课后分组讨论的一种形式,每次课后的讲考完毕,现场道友便分组围坐进行讨论),这个缘起很好,大家应有“遍地开花”的精神,发愿弘扬《楞严经》、《维摩诘经》等诸多经典。我们仅仅使用汉语、藏语和英语来弘扬佛法是远远不够的,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当地语言文字讲经说法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让佛法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如此一来,正法便有望久住于世。

依靠《楞严经》的加持力,能够摧灭一切邪魔外道。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首楞严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别知诸三昧行相多少深浅,如大将知诸兵力多少。复次菩萨得是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秦言”,指当时秦国的语言,即汉语。“楞严”译为汉语,就是“健相”,有勇猛、英勇之意。

在有些注释中,“首楞严”是一个词,意为“非常”。在藏文版和一些译本中,“首”意为“佛顶”,即佛陀的顶髻。为何称其为“佛顶”呢?其实是以“佛顶”比喻佛陀的成就、最究竟的境界,这种三摩地最为勇猛、无上。获得了这种境界,便能通达一切或深或浅的禅定境界。譬如重权在握的将领,完全了知旗下的兵力。同理,若菩萨得此首楞严三摩地,则一切烦恼、魔众均无法损害于他。

《大智度论》的这个教证后面还有一则比喻:犹如轮王七宝中的将军宝能摧毁一切敌方,同样,首楞严三摩地能摧毁一切魔障。现在许多人在修行或弘法的过程中,常常缺乏辨别,容易修偏、修错,导致最终一败涂地。因此我们也应发愿获得这样的境界,无论何时都不会被魔所持。

在求学、讲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违缘也很正常,尤其是在弘扬如《法界宝藏论》这样特别殊胜的法要时,魔众肯定更不欢喜,但总的来说,我们不会遇到太大的违缘。不过,有些佛教徒心力脆弱,魔王波旬便专找这种人麻烦,因为他们看起来特别好欺负。非洲野狼狩猎时,它们专门攻击牛群中最弱小的那只,而不会自不量力地去挑衅那些健壮的公牛,同理,那些易生邪见、邪念,平时修行不精进的人,则更容易遭遇违缘。这种人应当时常祈祷莲师,并多修菩提心。

其实,我们依靠传承上师和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力,以慈悲菩提心对待那些给我们制造违缘的魔众,一定能改变它们的相续并令其生起真正的利他心,但如果实在无法转变,就只能依靠莲师的忿怒修法来降伏这些鬼魔了。世间法方面也是如此,能友好合作时就以调柔的方式沟通,万不得已时,也只能用其他方式解决了。

对于显宗,《楞严经》应当是比较甚深的法了,往昔许多汉地大德都曾宣讲过,弘扬得非常好。虽然我算不上什么大德,但对我而言,不论是这次宣讲《楞严经》,还是以往讲授显宗、密宗等其他经论,遭遇一些小小的违缘我是从来不会低头的。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间,哪怕最后只有五个人、十个人听闻,我也会将该讲的法讲完。除非生命出现谁都无法控制的无常,否则绝不停歇。

这次是我第一次传讲《楞严经》,对我而言也是一次深入学习的机会。如果我们仅凭自力学习,也许很容易半途而废。因此大家应当珍惜这次共同学习的机缘,也希望各位能够圆满听闻这部经典。也许有些“吃瓜群众”只是来凑凑热闹(众笑),看看今天《楞严经》讲得怎么样、好不好听,对这种人我也不强求,反正不论我怎么劝,他们还是会退的,我也只能对他们说“拜拜”了。记得讲《维摩诘经》和《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也是第一堂课听课的人特别多,第二天就相对少了一些。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群人特别听话、特别厉害,自始至终从未间断、退失。有些人即使偶尔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后来也都尽量补课,很多第二天就补上了。大多数人的闻法态度还是很认真的。

这次《楞严经》的学习,可能明年能够圆满,也可能会因为各方面的因缘有所延迟。大家有这样方便、殊胜的闻法环境和因缘,非常难得,但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我也不敢保证,毕竟里里外外的各种状况十分复杂。

其实,任何一位法师传讲佛法的因缘都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我个人而言,一直以来,因上师如意宝的加持和一些特殊的缘起,在护法神加持下,许多法都已经传讲圆满了,我也特别满足。相信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违缘,即便有,比如没有直播视频、音频等,我们也会用光盘、网络等其他方式利益大家。

各位道友及发心人员应在各方面继续努力。这些殊胜法要是往昔大德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如果你还不愿听闻或圆满受持,可能真需要扪心自问自己还是不是佛教徒了?总之,希望大家以真诚之心认真对待。

今天就讲到这里,也祝愿大家的修行圆满成功。课前我们按一贯传统,念诵了护法仪轨,不论是讲《楞严经》还是《宝性论》等课程,我们都会继续祈祷、供养护法神。这些法都是极为甚深的,如果自认为业障深重的人,平常应多念诵金刚萨埵心咒、莲花生大师心咒。现在我们一起念诵莲花生大师心咒和忿怒莲师心咒。(上师带修并回向)

 

[1] 查考藏文资料,可以发现,如今的德格版、北京版、奈塘版(藏文《大藏经》)里都收录有两个古藏文译版,在吐蕃世纪三大古目里有记载,布顿大师的《布頓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里也有着录。

两本古藏文译本,经与汉文比对,发现确为“残本”,大致对应汉文本的第九卷和第十卷。

乾隆皇帝认为,此经应该是在朗达玛统治时期散失不全。

[2] 章嘉国师向乾隆陈述了元代佛学大师布顿(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所作的授记,即此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自布顿大师往后推算,乾隆时期与“后五百年”时间上也是一种暗合。

[3] Li Xuezhu (李学竹) (2010). "Zhōng guó zàng xué - Zhōng guó fàn wén bèi yè gài kuàng"中国藏学-中国梵文贝叶概况 [China Tibetan Studies - The State of Sanskrit Language Palm Leaf Manuscripts in China]. Baidu 文库. Vol. 1 No. 90 (in Chinese). pp. 55–56. Retrieved 2017-12-06. ‘河南南阳菩提寺原藏有1函梵文贝叶经,共226叶,其中残缺6叶,函上写有“印度古梵文”字样,据介绍,内容为 《楞严经》,很可能是唐代梵文经的孤本,字体为圆形,系印度南方文字一种,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现存彭雪枫纪念馆。

这个发现,中文资料2010年发表,17年又重新发表,英文文献里对这个发现也有提及,但说是不是真的梵文古本有待考证。

[4] 圆瑛法师自序:于是信愿益坚,精心研究,竟达十载,于经中疑义深奥难解之处,遂一一书条,贴于壁上,逐条静坐参究,既明白一条,即扯一条,如是者八年之久,一房疑义,扯尽无余。所著经论讲义,已出版流通者,十有余种,惟此经讲义,迟迟著述者,何也?以楞严妙义,丰富深藏,每讲一次,则有一次发明,多究一番,自有一番进步,意欲掩关,专著是疏,机缘未凑,致延时日。迨年六十有八,深感老病之躯,风前残烛,若不速偿斯愿,恐悔莫及。遂于圆明讲堂,创办愣严专宗学院,有欲造就僧才,续宏大教,谨择四月八日,开演斯经,日更躬亲授课,余时編著讲义,每夜辄至三更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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