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弘扬佛教经济学的原则

On The Principles of Promotion of Buddhist Economics

 

JánosMáté,FacultyofEconomics,

UniversityofWestHungary, Hungary

matej5july48@gmail.com

作者:JánosMáté,匈牙利西匈牙利大学经济学院

matej5july4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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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不同社会意识条件下的价值观标准

研究领域:理论

 

摘要

根据E.F.舒马赫(E.F.Schumacher)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霍布斯(Hobbes)思想增加了‘笃信经济’的误导,甚至进而鼓励了这一套危险的理念。过去数个世纪里,尽管若干西方科学家付出了努力,世界经济在某些方面却愈加陷入危局。佛教经济学,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系列研究所获的最新发展环节,非常适用对治前述问题,但是,不同价值秩序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对传播佛教经济学的各种障碍。本论文概述了其中一些差异,并对可能的解决之道推荐了一些观点,以供思考。

 

简介

人们已普遍认同,任何一国的经济由以下两大因素驱动:自然科学的发现,被转换后用于现实生活和日常工作,以及社会科学所探索的大众、法律和习俗的合作。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可能并不普遍适用。弗雷德·霍伊尔(Fred.Hoyle)[1]所言极是:“人文环境主要受人类所认定事物的影响。同为地球一隅,摩洛哥和美国加州的纬度很相似,两者均处于大洲的西海岸,气候类似,很可能拥有相当类似的自然资源。然而,两地发展现状却迥异,其原因甚至并不太在于两地的人群不同,而是由于存在于当地居民意识中的思想差异......因此,人文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意识状态。

 

这一简单事实凸显出——环境遭受破环和损失的程度,主要归因于西方孕育的大众消费(以及取决于前者的大规模生产);为避免前述问题,一是人类唯有找出一些新的替代方法,二是对旧方式下的社会成员普及新方法,否则,非理智消费以及大规模生产仍会照旧持续。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项条件已经达成。当时,德裔英国籍经济学家E.F.舒马赫及其同事们概括发表了其观点,即论述了部分佛教思想可能在上述方面[2]发挥积极影响。确实,诸多案例研究以及假设表明:遵循佛法,人类能够缓解前述难题。

 

但是,要满足第二项条件则困难多多。露丝·本尼狄克特(Ruth.Benedict)在其一部著作中[3]道出原委:“习俗从未被普遍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感知的自身智力的内在运行独具探索价值……作为一项事实,情形恰好相反……个人的生活经历,首先就是适应其所处社团中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和准则的历史。自降生于其所处习俗那一刻起,其经历与行为便受到习俗的影响……当他已经长大成人,并具备参加[其所处文化之下的])活动之时……所在社团的习惯也就是他本人的习惯,所在社团的信仰也即他的信仰,所在社团之所不能,也即他所不能……[让人称奇啊]在对人类本身的研究中,[西方的]主要社会科学已经取代了对当地差异性、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们可能会认定其有自主决定权,但实际上,他们却受制于身处社团中沿袭传统而来的模式和准则,那是一套‘无形’的价值观标准,微妙却不容抗拒。这即是西方多数社会学家以自身类型意识条件筛选之后观察世界的原因所在。(笔者无理由相信,其东方同行的做共修与之相反。)已故的印度著名耶稣会士安东尼·德·梅勒(Anthonyde.Mello)观察到,多数人摒弃所受自身意识既有特质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督宣告福音的到来,却被拒绝,原因不在于那是好消息,而是因为消息是新的……的确,人们不想要新事物,特别当……它们涉及了变革。”([4]页次:18.)带来变革是危险的:老子小心翼翼地西出函谷关之后,人们才读到《道德经》;佛陀长途跋涉去见首批五位弟子,而后者距开悟仅有一步之遥;耶稣一再对各类人群布道,而后者中却有人在后来谴责耶稣,要耶稣死;默罕默德谈论不寻常的价值观,而差点被刀斧加身。

 

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标准示例:1)数字

在其作品中,舒马赫引证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Stuart)和凯恩斯(Keynes)[2],虽然斯图亚特已经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社会科学的一小部分,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凯恩斯推翻了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基础,他提出只有使人类自身相信善恶不定,论及恶,恶反而比善更有用,如此才能达成福祉。这便宣告了一项新的既定事实,即‘笃信经济学’,它废除了自我利益之外的道德(参阅[2]页次:22;40~44。)。于是,西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群形式上维护了基督教,但是,实际上转向了这一‘新宗教’。

 

上述之选已被证明有误。然而与此同时,仅是放弃‘笃信经济学’仍显不足,原因在于——与经济相关的决策也受制于出自各种世界观(源自各类宗教教义)的价值观。并且,并非现代基督教世界观的每一观点都能作为对治凯恩斯主义追随者所导致难题的良方。这便回答了——为何迄今为止,在经济学领域,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重振(对解决前述难题)一直并未奏效。佛教则对此可能更为适用。而且,这就是症结所在,我们已经懂得,人性使然,使得几乎无人能够摒弃既有意识特质的影响,并且,在经济领域引入佛教思想以改变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任何尝试,可能被解读为企图对抗西方对世界本身的普遍观念。

 

为了排除错误的诠释,笔者坚信佛教经济论坛(Buddhist Economic Platform)成员应当彻底明了东西方世界观导致的种种思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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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价值归纳和演绎观念

 

东西方对数字价值的理解存在差异(匈牙利学者彼得·波普尔(Péter.Popper)将数字分别标记为[5]‘归纳性的’和‘演绎性的’)。西方的“上帝”存在于他亲自缔造的世界之外,也即他为‘一’,人类为另外一个‘一’;《圣经》宣告上帝与人是订立了尊重契约的合作者。按照西方观点,归纳指世界是由微粒、小单元构成的,各自独立及个体地存在(图1a)。这一观念导致一项假设,即个体拥有的单元越多,则其将更贴近圆满(救赎)。这就必然给出理由——为何西方人容易接受这样的思想,即他们是独立种族、与自然并非构成一个整体,而且,对自然的任何破坏被认为并不影响到人类。在这一思维方式中,暗示了人类视自然为一种要与之斗争的外力。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免受到这种原子化世界观的影响。多数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各种社团是由若干独立个体构成的,这些个人有权选择加入及退出任何社团;并且,如果这些个人保持独立个体,其首要权利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此,为维护自由,这些个体应当不断更换他们的领导者。

 

传统的东方世界观(以及以柏拉图[6]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观)排斥了上述这一类归纳。例如:一些术语,如‘法’、‘空’以及‘道’,指包容世界之物。波普尔提出,在东方的理解中,“一”指法,“二”指法和无我,“三”指无我的显相(译注:各种“我相”)(参阅[5]页次:248。)。显相越多,则其所指的圆满越少(见图1b)。我们所拥有的数量越多,则获得的价值越小。由这一观念推出——人间与天堂一样,也应处于最高专权领导者的统辖之下;通常,领导者应从贵族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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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与镜波:它们成对存在但不显相;对波的感知是指其已经处于分裂状态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些古代经典中论及宇宙的波状性质(参阅:《圣经》——创世纪1.3;《奥义书》(Brihadáranyaka.Upanisad)第1.4.1;古埃及神鸟迦楼罗的尖叫等。),此外还有现代科学中的粒子物理学,均支持了上述演绎推理,例如:量子物理学一项基本理论认为全部次原子粒子都是‘波状’夸克;而根据人类现有认知,存在六种夸克以及六种反夸克——可参见理论物理学中的‘弦’。如此,我们可以假定:科学认为世界是由波及其‘镜波’构成的。此类保持圆满的“波对”存在但不显相,处于不被感知的状态。图2b中并无任何实物,因为在图2a中的波与镜波形成了一个“波对”,而在图2c中,显现出一个波,是因为其镜波消失了。因此,越多的“波对”分裂,越多的圆满缺失。我们能见到波越多,则波对的统一性越少。

 

我们能否断言“显相”越多,则“圆满”会越失衡?单一文化影响力越广,则人性越失衡?能否说人类拥有汽车、飞机越多,则环境应当受到更多破坏?能否说以人口增长论的人类数量越多,则应当更加使得自然失衡?一代人之前,由罗马俱乐部成员所提出的人口零增长以及经济零增长的口号,是否恰当?在为其著作取名“小的是美好的”时,舒马赫是否正确?

 

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讲授边际效益理论(价格昂贵的钻石是反映这一理论的绝佳证据,幸好,其供给极低)。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一理论用于经济利润而非环境状况价值。舒马赫所言不虚——用于经济上的智巧带来的是生存能力而非持续能力,因为,不受制约的开发不但掠夺了自然资源,还引发了战争。主流经济学家们咬定说某类经济增长很可能不健康、具破坏性且带来干扰。所以,舒马赫确信(参阅[2]页次:12;31;48,115;119。)如此片面的观点来自这些经济学家们忽视玄学——传统而非现代的世界观与价值秩序。

 

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标准示例:2)真理性

东西方世界观差异的又一例,来自对某些论说具备多少真理性值得传承。总体而言,笔者相信,《道德经》[7]在开篇文字中便总结了在东方世界中被普遍接受的精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圣人老子的这一席话,暗含了个人修行到其自身之道的最后阶段,无需他人帮助也可以开悟。这并非似乎在说一个人不需听取更多指点,而是指其并不一定要追求百分之百正确的意见;修道者必须牢记,任何指点所反映均不过是其他人的经历,只能由修道者本人去‘悟’指点的真理性与不实的程度。即便是自相矛盾的论说,也可能具有逆向的真理性,但却不可言说。因此,任何此类论说的真理性程度必定介于0.1到0.9之间,从而说明,多样性的存在不可否认。

 

但是,西方世界里,这一观念并未得到上述那样的认同,就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信徒而言,他们认定其经典是直接来自上帝(或所信奉神灵)的文辞,后者之说具备百分之百(1.0)的真理性。因此,任何其它宗教信息的可能性为0.0。从而得出结论:任何多样性来自魔鬼的捏造,故而是异端。

 

这一观念增进了西方人对二进制数字“1”或“0”应用的开放性,进而引发了信息化。‘宗教真理之道的唯一性’造成另一后果则是‘经济规律观念的唯一途径’。20世纪一位标志性人物W.W.罗斯托(W.W.Rostow),有著作[8]以这样一项思想立论,即将世界全部经济体的发展归入一种且唯一的路线,他认为该路线必须分为以下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经济起飞’—‘成熟阶段’—‘高度大众消费时代’—‘超越消费阶段’(参阅[8]页次:4.~92.)。三十余年之后,这一论断引起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注意,在其论文中[9]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主要指中欧]的废墟之上,给出一项指导思想,以创建成功的经济民主”。布热津斯基确信,世界各地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转型并且途径唯一,对此,他列举并特指出三个阶段。虽然强调有效经济改革的首要前提是政治改革,布热津斯基略过对中国改革之路的分析,而中国早已经历着引人瞩目并且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时期,却并无以往政治改革的迹象。

 

不用说,上面所提的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其它若干观念)导致了对经济决策与大规模生产的危险后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现在,请参见一些带有反作用的例子。

 

佛教经济学问世之前的科学研究

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对非西方国家事务进行过全面研究那些学者,逐渐认识到前述那些障碍。半属罗斯托同时代人物的马克斯·韦伯指出,价值下降早已出现,并且并非由资本主义所导致(参阅[10]页次:250。)。这位德国社会学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标准。早在1905年,他即发表了最著名的作品[11],涵盖其各项理论,例如,“宗教派别与社会阶层”;“世俗(经济)禁欲主义的宗教层面”;“宗教伦理的经济层面”。

 

自此,一个世纪过去了,然而,韦伯理论的各项基础似乎一直稳固。然而,出于一些原因,后续两代社会学者几乎全然忘记了韦伯指出的方向。这一论题依旧是关注焦点,宗教的作用则不复出现。例如,1966年,一位美国科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T.Hall)出版了一部论文化影响的书[12],其中,他比较了许多例子,诸如‘城市交往以及与非白种美国人沟通的制度’;‘单一/多重时间观;语境/[开放式]隐含信息’;‘职场与日常人群中的隐私’;‘口头信息与人际距离’;‘自我的边界’;‘东西方对孤独和寂寞的诠释’等等(参阅[12]页次:101;167;186;205;213;231;245)。通过对一系列事物的观察,霍尔强调了文化影响力在经济合作领域的重要性,而将各种宗教作用排除在外。

 

二十年后,较之于韦伯的著作,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的[13]更具与霍尔作品的可比性。霍夫斯塔德低估了(参阅[13]页次:16)宗教的影响力并且从中千方百计地挖掘出‘独立的’价值观标准。但是,其作品以荷兰人类文化学家此前坚持的实地调查成果为基础,因此被证明是本领域许多学者的一项资产。处理过超过11.6万份调查问卷之后,霍夫斯塔德采集的数据成为人们开始研究经济行为的跨文化维度的重要信息来源。霍夫斯塔德观念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警示“个人主义社会不但奉行个人主义,而且认为个人主义高于其它形式的意识软件……经济学一直是一门研究个体的科学,而且,对其有显著贡献者多数来自诸如英美这样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然而,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以个体假设为基础的,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不大可能适用于盛行团体利益而非个体利益的社会”([13]页次:71.72.)。无可否认,霍夫斯塔德论述跨文化沟通领域的早期作品,开先河地拓宽了研究范围,后续做此项工作的还有南希·J·阿德勒(NancyJ.Adler)[14],以及F.Tropenaars及C.Hampden.Turner[15]、RichardD.Lewis[16]、GLOBE项目的共同作者[17]等等。

 

布热津斯基的同代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给出例证,即当时远东一些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不同于(远)西欧。他指出[18]日本经济并不遵循西方专家已经宣告具有普适效力的法则。在“旭日之国”,通胀和失业似乎与西方的关系不同寻常。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日本设法长期保持了外贸顺差以及高水平的日元汇率。日本进口水平之低远超出西方认为的正常的范围。西方专家对远东经济体的内在动力了解不足,后者绝对不属于西方式的(参阅:[18]页次:378~379)。对于自己并非西方(强烈)影响下的思想,亨廷顿给出了若干证据。他称,一般而言,宗教是决定文明生命的最重要因素。亨廷顿参考的是古代雅典人的观念,他们会认同具有伟大宗教的伟大文明,并发现每一文明的坚实平台就是宗教。韦伯论述的世界五大宗教中有四个与文明联系紧密,其中第五家指佛教,其影响力除在亚洲若干国家占显著地位之外,还具备某些特殊的国际影响力。有人期望由西方世界倡导全球化的不懈“征服”而“吞并”世界其它文明,这位哈佛教授对此表示了怀疑(参阅[18]页次:51;61.~62.;80.)。

 

临近20世纪末,两位澳洲职业外交官——李瑞智(Reg.Little)和黎华伦(Warren.Reed)——遵循的思路方向似乎和韦伯和亨廷顿之选已经亦步亦趋。在前面二位的著作中,他们先假定:“各个文明的建立基础以提升人类灵魂的神话以及圣贤为中心。比神话更经常地,是围绕着圣贤或者说是精神领袖,诸如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19]页次:15)。因而,前述作者关于各种精神遗产,从儒家神话到佛教传播、基督徒的出现,直至现代的儒家复兴,他们审视过东亚历史。在上述每一步,他们都假定圣人思想已经在为重大事件构建框架,并且在最近年代一系列东亚经济体的腾飞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即,将经济成功(假设)归因于事实——那些国家的各个民族在合作和经济决策中一直遵循着儒家规范。这一观点似乎还有许多佐证理由,比如,四年之后,美国人Joel.Magnuson和约翰·霍尔(John.Hall)在其相关论文中也得出了相同结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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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宗教的价值秩序的地域分布

 

鉴于此,在21世纪初期,作为相对容易的一步,可以将霍夫斯塔德的研究数据进行整理,分组依据是更为可能的观念,把基于宗教的价值秩序作为影响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笔者在2006年出版一书的表1中,[21]使用了霍夫斯塔德[13]和阿德勒[14]、Tropenaars及Hampden.Turner[15]的论著,以制定了以下12条标准:1)权力差距为不言而喻并可接受;2)我认同等级制度;3)上司通常能帮助下属解决困难;4)我会对上司提供私人协助;5)我说话称呼我们而不是我;6)个人应当因为贵族家庭出身而受到尊敬;7)两性观念;8)离婚率不到千分之一;9)公司应给员工提供住所;10)我将自己归入非个人主义者;11)我的时间观(通常)为长久;12)我认为天命难违。这些标准的每一条信息分为四栏,后者基于宗教价值秩序而划分的四大地域(图3。):佛教,印度教,道教以及神道教形成‘传统型’类别;主要沿袭伊斯兰教的国家形成‘穆斯林’类比;希腊东正教、斯拉夫东正教以及主要为天主教国家形成‘东正教及天主教’类别;而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则组成了‘新教’这一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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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权力差距为不言而喻并可接受”的回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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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个人应当因为贵族家庭出身而受到尊敬”的回答分布

 

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应当说,只是上述提及的每条标准的图表(几乎全部)符合另外一种或其它特定类型(由图4、图5演示)。就价值秩序而言,我们从中得到的普遍信息是:‘传统信仰’地区和东正教以及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差异,接近一半于新教(占主流)地区与基督教国家中其它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上述假设,可由Colin.Ash在2007年8月23日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上,从Layard处援引的资料为证(图6和图7)。[22]如此高度相似绝非出于偶然,所以最有可能的结论是:在传统型(主要指佛教)国家,每增加一百美元收入表现出带来最高幸福感,换言之,将收入每增加一百美元转换为幸福感过程中,传统型(佛教)价值秩序最具效果,而凯恩斯及其继承人的价值秩序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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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人均10.000美元每年的国家,增收一百美元所所增加的幸福感

7:在幸福感超过60%的国家,增收一百美元增加的幸福感

 

总结

按照佛教经济学,透过西方视角观察欧洲事务的经济状况,能够发现什么?Apicai.Puntasen所言极是——对幸福感(或者福利)的误解首先是在17世纪由托马斯·霍布斯推介给大众。[23]根据舒马赫——凯恩斯的观点,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于一个世纪前业已流行并受到鼓励的错误倾向,霍布斯的思想扩大了其影响,宣扬危险观念‘笃信经济’。尽管数百年中,若干西方学者付出过努力,凯恩斯的继承人(主流经济学家们之流)却频频将世界经济某些方面推入愈演愈烈的危局。马尔萨斯少有被提及而且被评论为过时,罗马俱乐部的遗产已经被遗忘,而舒马赫思想的任何明智论说也都已默默无闻。20世纪末的三十余年中,思想开明的西方科学家们的主要观点仍属实情。

 

凯恩斯主义遗产的影响很难克服,可能存在两大主因。其一,欧洲式的共产主义连同其反个人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信誉。另一则为——尽管在此方向上已经有所努力[24],但是,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重振迄今对经济学领域并无影响力。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并非现代基督教世界观的每一观点都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

 

正如Linda.E.Nowakowski阐明,佛教作为最为西方接受的传统价值观,也更能适用于上述任务[25]。“逆向转折为多重同步创新创造了机会……激烈变革通常由外部创造者所带来……”Laszlo.Zsolnai建议人们[26]深入研究佛教经济学,以作为西方经济思想体系的替代之选。正如Apichai.Puntasen所述[23],佛法或者佛教思想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基础,已经开始发挥出积极效果。即便如此,正因为几乎无人能够摒弃既有意识特质的影响,在经济领域引入佛教思想以改变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任何尝试,可能被解读为想要反对西方对世界本身的普遍观念。对数字价值的归纳性和演绎性理解,以及任何哲理性断言的真理性程度,可以作为体现东西方价值秩序差异的确切例子,此类差异的确影响着经济决策。因此,初步看来,东西方经济决策共存的想法有更多疑问。

 

警示性的结论

上述总结以及支持思想是否具备普遍有效性,尚待观察。如是,则我们以警示性的结论方式,可提出以下建议供考虑:

 

弘扬佛教经济学的原则,应当根据已经确定的基于宗教价值秩序所在地域范围(图3)而选定。(进而可以根据一两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仅作调整。)此种做法最具决定性。例如:根据近期的某些研究发现[28],与1100年以前由中亚迁徙到中欧的祖先们相比,大多数匈牙利人的价值秩序偏向东方更多(参阅[28]页次:111.~112.)。

 

佛教经济论坛”应当为全球人民提供实用的替代选择。这样做尽管有困难,但是,较之于将这些替代之选深深植入受众的价值秩序,还是更容易做到。无论个人认识到潜在利益能达到多少,其既有思维模式的下意识影响也可能统统予以排斥。为了治疗凯恩斯理论的破坏性,应该打消这样的恐惧——认为佛教正在成为一项传播福音的宗教,应该帮助西方大众受众认识到,佛教经济学思想并非异域诞生并且是侵入西方的精神安慰剂。佛教经济学的价值秩序已经得到了东西方一致认同。佛教经济学只是历史悠久的经济研究所获得的最新发展环节。人们应当更多讨论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点,两者的相似之处(或者甚至是佛教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共通部分)应当推广。而且,应当首要得到阐明的是,这种更好的相互理解(价值秩序之间的差异)并不要求佛教徒以及基督徒放弃他们当前的宗教信仰。

 

如有可能,边际效益理论的发展,应当有助于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一项产品的价格越低廉,越有可能在克服因其大众消费(以及/或者与其相伴的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灾难性后果时产生更多障碍。

 

对于在一些(后)工业国家愈来愈风行的个人主义,应鼓励更多的案例研究以及理论文章帮助人们认识到——“法无明文规定则个人可任意而为”的西方原则愈加导致各种退步,原因在于——能源消费、环境保护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复杂化,并非仅仅通过法律便能妥当处之。

 

在非守旧国家,应当开始一些对传统玄学的实验性传播,以此帮助展开宗教教义对经济层面的影响。笔者揣测,西方众多的科学家们是否能够契入佛法精义,同样,也揣测亚洲的众多佛教学者能否熟知隐匿于《圣经》的某些方面。因此,上述双边的社会学者们则必定难以认识到另外一边同行们可能理解有误之处。在大学中,则应鼓励讨论霍夫斯塔德的以下论说:“对别国输出观念,但无视这些观念发展的价值氛围,同时,由其它国家的盲从者输入此类观念,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政治上,同样可鉴于教育界,特别是管理和组织领域。美国在二战前后数十年的经济成功已经使得其它国家的人们相信美国的相关管理思想肯定更优,所以应当照抄。他们忘记了探询前述思想发展并应用于何种类型的社会,是否如书中所称的付诸实行。1960年代末以来,日式理念也遭遇过同样情形。”([13]页次:41.~42.)。

 

参考文献

[9]论文

 

[10]马克斯·韦伯,Gazdaságt.rténet(≈经济学历史)[文集,匈牙利译本主要来源:Wirtschaftgeschichte,Duckner and Humblot,柏林,1958;WirtschaftundGeselschaft,J.C.B.Mohr,Tübingen,1972;《社会学论文》(Essaysin Soci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8]

 

[11]马克斯·韦伯,(1905)《新教道德规范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引用基于匈牙利译本:A Protestáns Etikaésa Kapitalizmus Szelleme,GondolatKk.布达佩斯,1982)

 

[12]E.T.Hall(1966),《隐匿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Anchor出版公司,Doubleday,纽约(引用基于匈牙利译本:Rejtett Dimenziók,GondolatKk.,布达佩斯,1980)

 

[13]G.霍夫斯塔德,(1991),《文化与组织》(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伦敦W68JB1994

 

[14]N.J阿德勒,(1990)《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15]F.TropenaarsC.Hampden-Turner,(1997),《文化弄潮》(Riding the Wave of Culture),Nicholas Brealey出版公司,伦敦WC1N2AT

 

[16]R.D.Lewis(2000),《文化碰撞时》(When Cultures Collide),Nicholas Brealey出版公司,伦敦WC1N2AT

 

[17]“全球领导学及组织行为效力”(GLOBE)研究项目[一项多阶段、多方式的跨文化研究,来自全世界的参与研究人员考察社会文化、组织文化以及组织领导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由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系主持;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经济学系参与了该项目

 

[18]S.P.亨廷顿,(1998),《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滚石出版社(引用基于匈牙利译本:A Civilizációk· sszecsapásaésa Világrendátalakulá -sa,EurópaKk,布达佩斯,1998)

 

[19]李瑞智和黎华伦,(1989),《儒学的复兴》(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悉尼联邦出版社出版

 

[20]论文

[21]JánosMáté.(2006)A Transzcendens Etikaésa Globalizmus Szelleme,(即《超然的道德和全球化的精神》(The Transcende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Globalism),Gondver,布达佩斯

 

[22]演讲

[23]演讲

 

[24]A.Paster(2003):3-5-4”,oder:Person- undarbeitsorinentiertefreie. Wien,(手稿);同时参见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的如下演讲:

 

—ImsandJakobsen(2007)

“生活品位”(Qualityoflife);“消费主义与精神存在主义的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 between Materialist or Consumerism and Spiritual Existentialism)

 

—J.C.Magnuson(2007),“正念的经济学:将佛教经济学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团体”(Mindful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Core Values of Buddhism Economics into the Community Corporation)

 

—BrohmMuijen(2007),“组织内的生存艺术:像舞蹈般组织”(The Art of Living in Organizations:Organizing as a Dance)

 

[25]演讲

[26]演讲

[27]演讲

 

[28]FalknéB.K.(2001),InterkulturálisKommunikáció(≈跨文化沟通)PüskiKk,布达佩斯

 

论文:

[1]F.Hoyle(1964)“论人类与星系”(Of Man and Galaxies),Heinemann教育出版公司及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3]R.Benedict(1963)“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由Routhledge & Kegan Paul公司和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

 

[9]Z.布热津斯基,(1993),“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欧洲研究》(Eurasian Studies)发表于1994年春第一期,页次:42~56.首次发表于1993年秋(?)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20]J.MagnusonJ.Hall(1993),“儒家传统与东亚经济腾飞”(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 Ascent of East Asia),《经济学刊》,1993年7月

 

演讲

[22]C.Ash(2007),“幸福与经济学:一位佛教徒的视角”(Happiness and Economics :a Buddhist perspective);于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发表

 

[23]A.Puntasen(2007),“为何需要佛教经济学作为迈向幸福(或健康)的一种新范式”(Why Buddhist Economicsis Needed as a New Paradigm to wards Happiness(or Wellness)),发表于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

 

[25]L.E.Nowakowksi(2007),“自足经济概念的平行发展”(Parallel Developments in Sufficiency Economy Concepts),发表于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

 

[26]L.Zsolnai(2007),“西方经济学与佛教经济学”(Western Economics versus Buddhist Economics),发表于“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2007年8月23日

 

[27]参见2007年8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佛教经济学研究论坛首届大会”的如下演讲:

 

—ChaisumritchokeS.T.(2007),“自足经济,国王的理念:运用佛教经济学发展泰国当地药业,谋求可持续福利”(Sufficient Economy,the King’s Philosophy:An Application of Buddhistí Economics to Develop Thai Loc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For Sustainable Well-Being).

 

—P.Daniels(2007),“佛教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经济制度”(Buddh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haping Economic Systems)

 

—K.Kaewthep(2007),“激进保守的佛教乌托邦:Asoke民众”(Aradical Conservative Buddhist Utopia:The Asoke People)

 

—W.Prayukvong(2007),“概况:企业社会责任的佛教经济学方法”(An overview of a Buddhist Econom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Yulianti(2007)“精进的印尼佛教企业家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 of Progressive Indonesian Buddhist Entrepreneurs)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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