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学角度对“消费者”与“消费主义”的反思

Buddhist Reflections on Consumer” and “Consumerism

 

作者:彼得·哈维,桑德兰大学

Peter Harvey

 

 

作者介绍:

彼得·哈维,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获得佛教研究博士学位,导师是尼尼安·史玛德。他现为英国桑德兰大学佛学研究名誉教授。他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早期佛教的思想与修持,以及佛教伦理学。

 

摘要:

这篇论文首先介绍了“消费主义的特征与消费者的概念进而探讨了佛教对于财富和佛教经济学的态度,并此得出消费主义的批判性评价:就通向人类幸福而言,这是一条徒劳而无成效的道路。

 

消费主义

 

在十九世纪,消费(Consumption)一词是一种消耗性疾病的名称——特别是肺结核。如今在许多地区,这个术语被用来称呼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对消费的定义是:1.及物动词,破坏;耗尽;饮食;花费,浪费(时间,精力等);(用于过去分词)被……完全占据(如嫉妒等);……2.不及物动词,日渐衰弱……”。事实上这个词不具备积极含义,而如今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有趣的是,人们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行为,被比作“吃东西”。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描述很符合卖家的意图,因为当我们吃某样东西,某样东西就被耗尽了然后我们就得回头再买。而且,我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得吃东西,因此把购买商品比作获取食物,意味着我们这些商品有一种真正的需求正如我们需要(充足的)食物一样。

 

当人们被称为“消费群体”或“消费者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将人错误地化为单纯的消费。另一方面,这也暗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我们消耗着来自于环境的产物以及人类由自然资源转换而得的产品——而这一过程,正日益严重地危及着全球生物圈,危及着我们共同家园。佛教认为间所有问题,皆根源于贪、、痴,痴有时表现为目光短浅的愚蠢。正如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其所《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所提就像复活节岛上的人们那样,人类社会总是非常擅长于盲目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愿我们别在全球范围内干这种事。”

 

此外还有一种持续渐增的趋势——所有的事物都被商业化,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方式都变成了金钱交易。现如今,学生甚至都不再被称为客户,而是叫做消费者在某些的眼中,教育被一些人视为培养优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基本手段。我们甚至不难发现,不少精神传统被偷梁换柱,变成某种可销售的纪念品,或者变成某种提供舒适体验的服务。

 

有人所谓的“消费主义”,其实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例如它引发了在保护消费者不被商家敲竹杠,以及远离有害商品或者来源不道德的商品等方面的“运动”。然而,这些仅仅作为自己负责任同时寻求确保他人行为,有必要完全被视为消费主义特质吗?当然,对那些出售“消费品”的人们而言他们往往显得更像是“消费者”,他们并非仅仅使用自己的“牙齿”咀嚼供他们吞下的东西(履行自己的责任),而是“反咬一口”。

 

依照佛教的观点,负责任的购买行为,就是在购买时睁大双眼。作为销售者,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利润,还要关心企业道德 《增支部》I.129-230);作为购买者,也需要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留意购买行为是否会带来连锁危害。

 

那么,人们希望从 消费中获得什么?他们真的得到了吗?消费主义经济所关注的,是从衣服、汽车、房屋,到家庭装潢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和音乐资源等等。这类东西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像“耗汽车这类产品,对世界气候来说,确实是自私又任性的威胁。大多数商品具有一定的实用,可以给人们一些暂的快乐和幸福感,但仅此而已。如果商品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感,那么在这些商品被用坏之前,人们无需再次购买。然而事实是消费经济的基础恰恰是建立在人们无法从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中得到满足,或者最少也是无法得到长久满足的基础之上

 

然,人类心理活动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们购买某样东西之后,一段时间内会感到快乐,但很快这种快乐会成为理所当然,之后要么是东西坏了,要么感到厌倦之后,们就会继续寻找其他替代品。这并不是对人类习性的冷嘲热讽。不过人们不断地搭建这样一个购买—短暂满足—厌倦的循坏,却从不尝试从中脱离或者克制欲望,这就显得非常没有远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沉浸在这种循环中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吗?还是仅仅如猴子捞月一般,徒留身心俱疲?购物疗法是否真的治愈过哪一个人,或是修复过哪一件事?

 

我个人认为些购物环境就是地狱的边缘。人们在搜寻并占有一套时装或几件珠宝时,看上去是那样地全然沉于其中。然而你真的能够“占任何东西吗?这让我想佛法的观点,贪心炽盛的人下一世可能转生为饿鬼,这种生命形式,胃口巨大,但咽喉细小,细到只能咽下一点点的食物。或许现代版的饿鬼,就是在打烊后的购物中心周围幽灵般的游荡者他们只能睁睁地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却无法购买任何东西,以使其心中的那种焦渴得到少许慰藉。

 

消费主义经济依赖于能够起“需求”,其方法是通过在群中制造出欲望,并宣扬欲望的满足带来真正的快乐。佛教对此的看法则截然不同。四圣谛中的第二圣谛的是“贪爱(taṇhā)”,即渴求或强烈的欲望,它被认为是人生痛主因。经云:“诸比丘!苦集谛者,即是此,谓:后有起,喜贪俱行,随处欢喜之渴爱” (《相应部》V.421)。(此段经文,庄春江的译本为:“比丘们!这是苦集圣谛:是这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贪爱(taṇhā)”的字面意思是渴求它明所指的是永不止息,即“随处”寻求满足感的强烈欲望或驱使力。这些欲望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痛苦。

 

首先,它们招致挫败的痛苦,因为当面对一个无常的缺憾世界,再加上人们见异思迁的本性,那些想得到持久且完美的满足的需求在不断落空,于是人无法获得安宁知足。其次,欲望激发人们采取各种行为,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忧虑,以及来世继续投生轮回(后有起),继续受苦。第三,欲望导致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争吵、斗争和冲突。爱欲包括三种类型:一,欲爱(即感官的欲望);二,有爱,即获得并保持某种特定的身份或形象,例如通过激发相当数量消费主义性质的开销,强化自我意识;三,非有爱即摆脱令人不悦的人、事、或者环境。

 

有些社会评论家可能寄希望于一种反消费主义的替代享乐主义。享乐主义认为“快乐最好的商品。但是我认为,没有任何形式的享乐主义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快乐的本质就是转瞬即逝,而且快乐的焦点总是我的。 追求幸福也可以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生态度,虽然幸福本身也变化无常,但幸福是一种更为心胸开放的状态,不像快乐那么自私。不过,当快乐来临时,享受快乐,并同时不忘记它的局限性,这是更好的。享受简单的快乐也是一种能力。更进一步,让他人快乐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慷慨和分享的确是幸福源,也是对崇尚个人消费社会的一种挑战。在佛教的经论中,有如下鼓励慷慨行为的经文:

 

诸比丘,若众生如我所知一般地知晓布施善予的果报,他们将不会不先布施而食,吝啬之染也不会缠绕其心。即使那是他们仅有的最后一口,是他们仅有的最后一团食物,他们也不会不先布施地把它吃下,如果有人可以接受它的话。”(《如是语布施经》18)

 

如龙树菩萨所

享受财富带来此生的快乐;

布施财富带来未来世的快乐;

不享受又不布施的财富是废物,

带来的只是痛苦,怎会有快乐可言?

(《龙树菩萨给国王的教言》315)

 

幸福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为他人的好运、成功或幸福感到欢喜——佛教称之为喜无量心。这意味着,比如如果人买到了某样东西,我们感到高兴,不会因为自己没有这件东西而感到难过,以致于因为难过而对这件东西产生“需求”

 

佛教认为,一味地累积财富会带来很多问题,,虽然财富本身并非邪恶;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创造与使用财富。佛陀在他的教言中包含了对创造和使用财富最佳方式的劝导(例如,《相应部》IV.331-337):

 

1、关于财富的创造,如果以符合道义的方式创造财富,不伤害任何众生,则值得赞许,反之则应受到谴责。相关的佛教观点即“正命”,即:须诚信经商,不制造、贩卖军火,不以屠宰获取肉类为目的而饲养家畜,不制售酒精饮料及毒品(《增支部》III. 298)。当然,在现代社会,在上述传统清单中,我们还可以加入更多不宜从事的谋生方式。有人认为广告业也属于欺诈产业,因为广告能激起和助长人们的贪欲以及欺惑性的期望。

 

2、关于个人财富的应用。个人运用财富使自己舒适快乐,并与他人分享,或行持善业,均值得称道,反之,对人对己吝啬则应受谴责。

 

3、即使财富的获取符合道义,运用时也利己利人,但如果对财富过于贪心,充满永不知足的渴望,且不用于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应受到谴责。

 

就最后一点而言,佛法认为,“财富毁灭愚人,决非求彼岸者。愚人为财欲害,自害如(害)他人。”(《法句经》355) 知足少欲受到褒扬,所谓“知足才是最大的财富”。无论财富增加还是减少,理想的境界是,由于获取财富的方式符合道德,没有贪婪,所以能淡定自若、问心无憾地面对一切。

 

一般说来,在赤贫与为私欲而追逐物质财富这两个极端之间,佛教赞成取“中道”。赤贫是人们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状况:“对家庭而言,贫穷即苦难。” (《增支部》III.350)“世间悲惨莫过于贫困与负债。”(《增支部》III.352)“饥饿乃最大病魔。”(《法句经》203) 贫穷乃是盗窃、道德败坏和社会动荡的源头(《长部》III.64-68, 《长部》I.134-136)。更为重要的是,在极度贫穷与动荡的生存状况中,个人难以过上一种有道德和精神追求的生活(《增支部》III.65-66)。关于第二个极端,佛教认为物质财富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财富只是人类获取幸福的手段之一。财富给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精神发展提供了支持。但一味地追逐“更多”财富,就是把人生置于贪欲之中。因为欲壑难填的缘故,不知足的心态反倒使幸福遥不可及。因此,传统的佛教价值观与当代社会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形是相互冲突的。布鲁斯·摩根(Bruce Morgan)撰文指出,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泰国,尽管僧伽在总体上支持经济发展,但佛教僧团的教规也同样受到关注:

 

……在经济大潮中,人们躁动不安,无止地追求财富,欲望永不满足,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这并非是特定的生活标准有什么问题,值得质疑的是标准的不断变化所呈现的方式、速度以及所带来的后果。

 

    佛教认为,社会各阶层财富不均衡是可以接受的,但为了自己的利益永不歇止地追求更多财富的方式则不可取。

 

正如鲁塞尔·西则摩和唐纳德·斯哇雷Russell Sizemore and Donald Swearer)所指出的那样,“了无挂碍即指拥有财富、使用财富,而不为财富所驾驭。(2)。美国佛教作家大卫·罗伊(David Loy)在其论文《市场的宗教》中也持有如是观点。

 

在近乎完全商品化的世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美国有5900万瘾君子这一事实,人们却见怪不怪 (多明格斯和罗宾Dominguez and Robin 171) 。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中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人们自述的幸福感并无差异。我们生活在发达国家,消费巨大,但这并没有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德宁Durning 38-40) 。

 

这种现象对持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并不意外。传统宗教教言提出了对消费贪欲的最中肯的批判,那些教言不仅可以使我们生活得脚踏实地,也告诉我们如何转变我们的生命。例如佛教(我所皈依的宗教)认为:那种出于自我、无休无止的贪欲,是令我们日常生活充满苦恼,心灵无法归于宁静的根源。过度消费使我们沉醉且让我们心神散乱,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症状之一。不幸的是,这种强迫症根本不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佛教提出的对治方式是:放下与慷慨。正如铃木俊隆大师(Shunryu Suzuki-roshi)所言,“放下并非抛弃世间万物,而是接受世间万物皆无常这一特性。”理解并接受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本身的无常本性,是活得从容的必要条件,只有那些不依靠占有和消费来凸显自我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放下。

 

放下的标志是慷慨大方,这种慷慨被佛教及其它几大宗教所赞誉。真正的慷慨大方所显示的不仅是我们道德的提升,还有洞察力的提升。“随着定义和表现自我的需要的缩小,获取欲和占有欲也会跟着缩小,最终,我们会发现,那种“占有”的体验(某样东西只有不是你的,才会是我的)也是虚幻的,如果我们还认识到不存在完全脱离于“你”的“我”,同样也不存在与外界环境完全脱离的“我们”时,那么所有权将开始失去意义。从根本上而言,不应当产生占有欲,因为我们一无所缺。”(杰弗里Jeffrey 12)消费主义不仅忽略了施予他人给自身带来的极大快乐,也封闭了我们对自他无二的这种本体论认知。这种认知导致了全新的洞察:因为我们一无所缺,我们没有必要不停地获取。

 

我认为铃木俊隆禅师所谓“一无所缺”的含义应该是:除非一个人确实极端贫穷,否则幸福就在当下,不必依靠不停地获取外在物质来感受幸福。

 

鲁塞尔·西则摩和唐纳德·斯瓦雷Russell Sizemore and Donald Swearer认为,上座部佛教提出了一条“中道”,或者说,看到了财富的获取与放下之间的辩证关系(1,同时参考雷诺兹Reynolds 63-64, 68对僧人而言,这意味着,“尽管越是值得供养,从信众那里收到的供养也越多,但同时,值得供养者的境界使得他们不执著于供养”(西则摩和斯瓦雷Sizemore and Swearer 3)。对世间俗人而言,“财富是双刃剑,一方面使人们有机会学习、修炼不执著,另一方面,又容易令他们精神堕落、自我放纵,以致于在物质世界的罗网中越陷越深” (雷诺兹Reynolds 69)。不管是对僧人还是对俗人,“从道德层面来说,财富多寡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财富的获取与使用方式”(西则摩和斯瓦雷Sizemore and Swearer 17)。

 

“佛教经济学”

 

在亚洲,很多佛教作家,主要是上座部佛教作家,一直致力于提倡一种“佛教经济学”。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战后这两种经济学对亚洲政府有极大影响力。这些佛教作家的灵感源自于天主教作家E. F.舒曼彻(E. F. Schumacher)的短篇论文《佛教经济学》。该作者是一位“中间技术”的倡导者和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批判者,上世纪五十年代,缅甸在实行目前所贯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经济学之前,他一直担任缅甸政府经济顾问。他的《佛教经济学》最初发表于于1966年,后又于1973年出现在他的著作《小即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之研究》中。

 

他认为,在实践中,“现代化”往往导致“乡村经济的崩溃,城乡失业人数急剧攀升,城市出现大量缺乏物质与精神营养的底层阶级”(56页)。因此,他批评缅甸与其它亚洲政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模式,完全不能静下来“思考一下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所需要的佛教经济学”(48页)。他认为,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的是“一条介于物质主义放纵与传统僵化之间的‘中道’”(56页),他寻求通过以一种他所看到的,在缅甸佛教生活中隐含的经济模式相衔接的方式,来发展这种完美的模式(48页)。不幸的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缅甸政府将国家拉回到一种压制性的统治方式之下,尽管这使得缅甸与席卷邻国泰国的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大潮完全脱离开来。

 

在上座部佛教盛行的泰国和斯里兰卡,大多数僧俗奉行相对保守的佛教思想,既适应社会现状的同时,又支持政府为经济发展作出的努力。然而,也有人谴责说,因追求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而导致了“崇尚佛教理念的社区”在逐渐消亡 (Swearer, Sivaraksa 196)。 唐纳德·斯瓦雷(Donald Swearer)将此归纳如下:

 

1、新传统主义者:类“原教旨主义”运动,他们倡导回归到“理想化的个人虔诚,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与冲突的本质,既不忽视、也不误解。”

 

2、自由派改良主义者:他们参与了现代社会中诸多问题的研究,寻求以创造性方式解读传统信仰与传统习俗,以期找到破解办法 (Swearer, Sivaraksa 196) 。

 

在泰国,新传统主义既包括“善地阿索”运动——这是受甘地思想影响的乌托邦主义运动,该运动谴责泰国社会的道德沦丧(Swearer World 136-139; Harvey 391-394);也包含“法身”运动——这是一个成功的冥想运动,其支持者中有军队和政府领导人,他们运用媒体扩大宣传,强调冥想和道德升华(Swearer World 114-115; Harvey 388-391)。改良主义者中也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力图让“佛教经济学”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斯里兰卡,时任斯里兰卡央行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的H. N. S.卡努拉提雷克博士(Dr. H. N. S. Karunatilake),在其《这个混乱的社会》(1976)一书中,寻求“发展一种以佛陀教言为基础,又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卷三),尽管他提出的是一种太过理想化的模式。他将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268-239 BC在位)时代,以及古僧伽罗人的大型灌溉体系(74页)视为实施佛教经济原则的典范。他指出,“佛教经济体系应以促进群体的合作、和谐为基础。通过人的自我提升来根除自私贪婪”(29页)。另外,斯里兰卡心理学家、哲学家帕德马斯里·德·席尔瓦(Padmasiri De Silva)在其学术文选《价值取向与国家建设》(1976年)和《佛教经济研究》(1975年)中,归纳了他所看到的佛教对社会各领域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在泰国,P. A.帕于托(Ven. P. A. Payutto),一位著名的学者型大法师,在其佛教经济学著作《市场经济之中道》中,发展了佛教经济学概念。在书中,他批评现代经济学只孤立考察经济交易,而不从道义角度研究交易品的属性,也不考察这种交易对社会、对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他特别强调不道德行为对经济的冲击,如社会动荡,令人不愿投资,售卖伪劣假冒商品导致顾客不满,销售劣质食品导致医疗费增加和穷人健康状况恶化等,这些情况在泰国屡见不鲜(24页)。

 

在泰国,还有一位僧人佛使比丘(Buddhadāsa Bhikkhu)(1906-1993),文化素养极高,也是一名禅修大师。他对佛陀的核心教言,包括涉及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教言,进行了创新性的现代主义阐释。尽管他的庙宇藏于深山,远离权力中心,但他的思想广泛影响了泰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法官、教师、教育工作者、医生,同时还影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学生民主运动(Santikaro 180-182)。佛使比丘坦率地批判了“现代社会中诸多不道德现象和自私行为”(Santikaro 147),并对曼谷富人的为富不仁与乡村农民的慷慨大方做了对比(我与我的 175)。尽管他强调佛教心灵教化的核心,但他认为这与社会问题密不可分(Santikaro 155),因为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就必须消除道德污染,这些污染才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Swearer, Me and Mine 170)。因此,他认为,饥饿、文盲和疾病都源自人们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准则(Swearer, Me and Mine 171)。

 

佛使比丘认为: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基本上都是社会性宗教,因为创教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良善,因此他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所造成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正是这些吞噬了泰国社会(Swearer, Me and Mine 172),尽管佛使比丘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他最终提出了一种宗教社会主义,并将之称为“佛法社会主义”。佛使比丘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俗世”社会主义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将此看作是一种根植于佛法的社会主义——体现了万物相互依存的本质(Swearer, Me and Mine 195)。这一点基于如下事实: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他们在各种行为中需要相互帮助、相互依靠,而不是以一种个体主义的方式去行动(Santikaro 166-169; Swearer, Me and Mine 173)。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如同佛陀有关知足少欲方面的教言所开示的那样,“每个人只能公平获取自己的那一份——满足自己的生活必需,其余的应该留与他人使用”(Swearer, Me and Mine 172)。这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仅仅获取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Swearer, Me and Mine 173) 。

 

帕于托和佛使比丘二人均影响了泰国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俗家高级知识分子西瓦拉克沙(Sulak Sivaraksa)(Swearer, Sivaraksa 215),这位改革家也受到越南和平活动家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的影响(Swearer, Sivaraksa 225)。西瓦拉克沙被称为“作家、出版商、演讲家、国际巡游会议代表、和平与人权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创始人、佛教社会批评家和知识分子道德家”(Swearer, Sivaraksa 200)。对于泰国急切地投入到深受美国影响、基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衍生的物质主义之中这一现实,西瓦拉克沙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发展模式鼓励竞争与成功,而佛教则崇尚合作与知足”(Sivaraksa, Vision 182)。尽管他承认,现代化给泰国带来一些潜在的好的方面,但他同时也认为:实际上,现代化所带来的,主要是少数人的奢华生活,而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城镇工人则陷入贫困(Vision xv)。因为负债累累,导致很多农民迁往曼谷。在那里:

 

大量失业迫使很多人走向犯罪。年轻女孩充当仆人、工厂工人,或者被迫卖淫。童工在条件恶劣的小商铺非法工作,有些童工甚至被人贩子贩卖至境外。成年男性则干着重体力活儿,领着微薄的薪水(Sivaraksa, Seeds 32-33)。

 

现代化还造成了污染,同时令城市越来越丑陋,贫民窟越来越多,并造成文化传承断裂(Vision 20, 57-8)。 因此,西瓦拉克沙致力于捍卫泰国传统文化,尽管他更喜欢使用更古老的叫法“暹罗文化”来称呼这种文化,同时他也认为,社会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保证社会公正(Vision xxiii)。与斯里兰卡作家、社会活动家卡努拉提雷克博士(Karunatilake)一样,他将往昔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早期僧伽和虔诚仁慈的国王,看作真正佛教社会令人向往的典范 (Swearer, Sivaraksa 213) 。

 

佛教徒经济活动之目的以及对消费主义的批判

 

持“佛教经济学”观点的学者们,经常强调以佛教方式运作经济所要达到的独特目标:

 

佛教经济学应该与现代物质主义经济截然不同,因为佛教认为文明的本质不在于人类需求的剧增,而在于人性的净化……而从根本上说,人性是由一个人的行为形成的(舒曼彻Schumacher50)。

 

经济发展必须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考量,它应该使人个性圆融、生活幸福 (De Silva,Search5)

 

大法师帕于托(Ven.Payutto)认为,消费应被视为仅仅是“发展人类能力”,或“令个人幸福、社会富足、环境美好的工具”。依此,他将消费区分为“正确消费”与“错误消费”。正确的消费是指,购买货物或得到服务,是“为满足对真正幸福的渴望”;而错误的消费则是利用它们“迎合感官享乐的渴望和获得自我满足感”,这类消费行为,仅仅受制于是否有能力支付想要的东西。

 

卡努拉提雷克博士Karunatilake)认为,“现行经济秩序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永久的、无限制的经济扩张是可能且可取的”,尽管对人类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标准能令其获得满足。”他说,这种学说导致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这对子孙后代极不公平。因为这种学说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的:将欲望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公理。西瓦拉克沙(Sivaraksa)进而对泰国陷入的对消费主义的崇奉,或称为“消费主义教”这一“当今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作了批判。因为:

 

对消费主义的崇奉强化了人的贪瞋痴。它以进步和现代化为名,唆使人们鄙视自己的本土原生文化。为了抵消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希望生活改善、期盼社会进步并没有错。但是,使原本幸福的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拥有某种商品才会幸福,则是贻害无穷。

 

一些学者于是质问,这种以消费的不断增长为目标的生活,其根本出发点是什么。 西瓦拉克沙(Sivaraksa)认为,当人们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并不需要的东西时,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匆匆忙忙,永远得不到片刻的放松。

 

舒曼彻Schumacher)更为具体地指出,现代经济“试图通过努力优化生产模式,增加生产效益,来促使消费最大化”,而佛教经济却“试图通过努力优化消费方式,从而使人类的满足感最大化” (53)。他提到:据他所知,与美国相比,缅甸几乎没有什么节省人力的生产装备,然而同时,但缅甸人民却享有压力和紧张感更小的生活(53)。

 

那么,再来看一看强调消费的生活方式:

 

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极为荒谬:既然消费仅仅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手段,那么理想的状态应当是通过最小的消费获得最大的幸福,……佛教经济学就是对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既定的目标的系统研究。

 

同样,德·席尔瓦(DeSilva)认为,“所有的国家发展计划都应当从纯粹的‘生产最大化’上升到‘人类发展最优化’” (Value36-37)。

 

彼得·蒂默曼(Peter Timmerman),一名佛教徒,多伦多大学环境研究所主任,挑战性地声称: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事实上是“有史以来最不注重物质价值的文明”,因为它并没有倡导去精细地估价物品的所值,而只是利用它们来满足人的性欲、权力之梦,或想象的目标,然后就把它们丢弃。

 

在这个过程中:“对生产及消费的急切需要,是受到某种恐慌和不信任的驱动所导致的,因为它试图用无尽闪闪发光的东西,去填补想象和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而(佛教的)正念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丰富的特殊性”。舒曼彻(Schumacher)基于对缅甸人生活实践的观察,例如,对他们关于理想服装的看法,指出,缅甸人会选用耐用材料,但不做繁复的裁制,只是用一整片不加剪裁的布披身遮体,从而省下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富于艺术创意的刺绣工作。

 

佛使比丘Buddhadāsa)影响的泰国作家苏珊娜· 莎莎·阿南德(SusannaSatha-Anand)认为,西方经济学所持的观点是:

 

……欲望是人性固有的。对欲望的“控制或是质疑”,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经济的本质就是满足欲望。与之相反,佛教寻求的则是给欲望套上“笼头”(即:节制欲望),以此来获得快乐,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减弱之后会更容易获得满足。

 

在这个问题上,大法师帕于托(Ven. Payutto)对两类情况做了有意义的区分:一种是“渴求”(即贪爱),其目标指向是愉悦的感受;另一种是“追求”(当未受贪爱染污时),其目标指向是基于智慧的幸福。

 

当经济行为被“贪爱”所驱使时,这种行为往往很笨拙;但是如果是被“追求”所驱动,行为会充满善巧。他认为,现代经济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类的目标是寻求通过欲望的满足来获取幸福,但这种目标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欲望永远得不到长久性的满足。将GNP(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视为一国经济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的做法,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批判。因为,一方面,这些指数忽视了产品和收入的分配问题(卡努拉提雷克Karunatilake 45),80%的收益可能仅被10%的人群所占有(西瓦拉克沙Sivaraksa Vision 59)。另一方面,GNP也统计了武器、酒、危险药品和化学品,以及涉及动物屠宰等无用和有害的产品(卡努拉提雷克Karunatilake40)。

 

印度北部传统拉达克佛教文化捍卫者海伦娜·诺伯格·霍奇(HelenaNorberg-Hodge)强调,在GNP中作为关注焦点而登记的确定性经济交易,也含有一些浪费性以及对自给自足型的传统经济造成破坏的东西。

 

西瓦拉克沙Sivaraksa)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只注重数量计算,等于就把焦点放在了诸如产量增长等经济因素以及某些政治因素上。经济学家们对商品产量增长的强调滋养了贪婪,而政治家们对权力的注重则滋长了邪恶。这二者共同作用,再加上只用产量来评价结果,共同催生了无知(西瓦拉克沙Sivaraksa Vision 57)。

 

结论

 

在发达国家,我们逐渐意识到了“消费式生活”的局限。这种情况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给予了贪爱尽情施展的机会,这样,使得有些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此并不能带来幸福。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努力效仿我们的生活方式,并相信作为这种生活方式基础的意识形态“次品”然而,想让大多数人都过上我们目前这种消费水平的生活,却是生态环境无法支撑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选项看来只能是:

 

为守护自己具有的一切而争斗不休,因而在世界上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冲突;

 

放弃我们的富足,让其他人也能轮番体验富裕中的快乐和痛苦;

 

对消费主义的局限进行反思,并将这种反思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与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沟通,这样,他们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犯我们的错误。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既获得适度发展的好处,又使人类的共同家园获得尊重,使世界更为正义、和平。

 

以佛教的术语来说,我们应具备这样一些品质:例如,慷慨大方、道义上的责任感、镇定沉着、善良慈悲、远离贪婪执著,并时时刻刻意识到外在万物与内心快乐的无常,它们的局限以及益处。不过,这一切都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实现,即,对这些品质本身也能够带来的快乐保持开放心态。

 

(译注:原文中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Abbreviations,即缩写,指明英文正文中以缩写名称引用的佛经的完整名称,以及巴利文版和英文版的出处等资料;二是Bibliography,即参考文献。这两部分篇幅较长,且包含的均是外文资料,在本译稿中没有包括,感兴趣者可查阅原文。另外,本译稿中凡是引用了佛经之处均使用了佛经的完整名称。)

 

文章来源Special 20th Anniversary Issue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ISSN 1076-9005

http://blogs.dickinson.edu/buddhistethics/ Volume 20, 2013

原文发布日期:2013年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7.08.30

翻译:净馨、周昆林、流金阁

一校:宽佳

二校:李东林、法忠、圆和

终审: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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