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闭关中心到诊所再到会议室

——现代正念运动带来的危险与希望是什么?

From Retreat Center to Clinic to Boardroom? Perils and 

Promises of the Modern Mindfulness Movement

 

作者:诺尔曼A.S.法博

Norman A. S. Farb

 

 

作者介绍:

诺尔曼A.S.法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博士、助理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和情感神经科学、正念、情绪、内感受,自我参照和自我调节。

 

摘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正念训练从古老的佛教开始,迅速传遍了全球。原因在于对禅修效益的强有力断言,即认为禅修是自我完善的有效手段,下文中将称此观点为效益断言(salutary claim)。然而,人们已经注意到,将正念训练方法从传统佛教挪用到现代的世俗实践中时,这些修行益处被稀释了。

 

这一挪动的“最大危险”是:由于不恰当地改变正念训练的方法,再加上对正念训练益处不合理的过度期望,可能会使正念训练对世界产生正面影响的潜力遭到破坏。然而,坚持以效益断言对正念训练的功效进行持续的“质量检查”,可以使这些担忧得以减轻。有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在界定满足效益断言要求的正念修习必需具备的基本特性方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同样,也可以利用科学研究来鉴别其训练技术的使用禁忌和风险因素。

 

在接受“我们没有能力控制正念训练进入商业领域”这一事实的前提下,研究者仍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分辨出“错的”和“对的”的正念。而以这样的方式,现代科学可以对这些效益断言的实现助以一臂之力,甚至在经典佛教正念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促进我们对如何提升幸福感的理解。

 

关键词:正念;佛教;科学;效益断言;幸福;西方;东方;训练;疗效;挪用

 

1.引言

 

古老佛教的正念修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借助于过去十年中对正念研究的前所未有增长[1],正念的益处已被大众媒体吹捧为下一个大趋势下的自救技术。目前正念训练项目已经进入了世俗的机构,先是在医院,现在继续进入学校、监狱、政府和企业中。未来十年里,将有希望看到正念的移动应用程序和辅助技术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正念训练日益增长的商业化。

 

在这一片激情之中,我们可能很难意识到,正念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佛教传承,本文称之为“经典正念”[2]。这个久远的传承在被世俗同化的形式中还会剩下什么?正如怀疑论者所指出的[3]——正念的世俗化是否代表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它鼓励而不是颠覆我们本性的基础?或是有可能,我们正在见证科学和佛教之间罕见和有益的结合?

 

本文提出了更为乐观的观点,并指出,尽管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具有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特性,但它仍将起到推广佛教理念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现代的世俗正念训练能完整地传递经典正念教学,而是说,它有助于在这条道路上迈出最初的一步,将西方文化带入到与佛教理念更为一致的道路上。事实上,正念的兴起,可能代表了在构建一种对幸福全新理解的过程中,一些非常独特的声音的形成。

 

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前景的信心,是基于以下认识——它的普及化从根本上说依赖于一种效益断言,即承诺:现代的世俗正念训练能帮助实践者减少压力,提高恢复能力。所以只要这种断言对现代的世俗正念训练起着核心作用,加上科学研究又制定了有效培训的判定标准,那么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理解以及推广,必将继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相比之下,主张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必须保留一套完整的经典佛教原则的观点,则可能被证明是不切实际,而且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尽管我们在“什么是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最佳修习方式”这一点上,距离达成共识尚且很远,但世俗规则要求,必须超越于宗教权威,依靠科学来树立起正念的全球影响力。

 

在内容的组织上,本文提供了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声誉鹊起的分析,尤其关注了当从一个文化背景挪用到另一个背景中时,与正念相关的效益断言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特别对两次“挪用”加以重点讨论。第一次是将古典的冥想练习从宗教和文化环境中剥离,放进西方的科学和临床环境中去。第二次,是将临床实践剥离于其循证环境,使他们成为可以被接受的“大众科学”,即不受控制的公众使用。

 

通过对这两个步骤的分析,在保持冥想修习所声称的益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挑战方面,把这两次挪用明显地展现出来。作为一个处于这些挪用关系连接处的科学家,我希望这一论述在使正念的潜力在西方得以发挥的努力中,能够区分出哗众取宠和实质性的议题,从而使这一移动的成果可以被更多更成功地应用。

 

本文使用术语“挪用”来描述知识从佛教徒到医生/科学家,再到流行世俗文化的传输,它并不含有贬义。相反,每一阶段的挪用代表了不同视角的一种重要结合,这可能会令科学和佛教传统都从中受益。虽然这种结合可能会因挑战了每一种传统所长期持有的心理理论信条而引发争议,但它也可以使我们超越每一种观点所固有的局限性,从而丰富了我们促进人类繁荣的能力。

 

 1.1.佛教心理学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在这个未曾料想到的全球世俗主义时代,很多情况下,诉求于宗教权威已经被诉求于证据和理性所取代[4,5]。自然,对宗教权威的拒绝可能使文化发明成为需要,以恢复我们对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和目的的认识[6]。鉴于这种需要,我们不禁疑问,为什么世俗现代主义者会转向宗教寻求答案。特别是,什么因素使得佛教成为跨文化探索和整合中的一个独具吸引力的平台?

 

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代表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它的核心宗旨在于不需要对神或权威的崇拜,而是强调以一种实际的方式,依靠个人体验和理性去理解现实[7]。虽然许多文化已经将佛教的宗旨纳入到自己的传统之中,包括对宗教权威的祈求和宗教仪式。佛教经典教义本身并不需要这样的元素,它可以被视作提升心灵健康的心理学模型[8]。因此,希望即使在缺少传统文化背景的状况下,仍能保留古典教义的益处,是可以理解的。

 

简单地说,经典佛教心理学模型含有四条真理(四圣谛):

1)痛苦是生命中一切事件的普遍特性(有漏皆苦);

2)习性中的执著是痛苦的根源;

3)可以从执著和痛苦的轮回中解脱;以及(4)恰当的正念和其他修行,这二者对于减轻这种痛苦,既是必需,也是足够的[9]。

 

这里所说的“其他修行”,被称为八正道,包括对圣谛的正确见解(正见),对解脱之路的正确意向和追求(正思维),以及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和正念自身。尽管大多数佛教修行者都将虔诚心包括在自己的修习内容之中,然而,佛陀本人并不认为,虔诚和热衷是通往解脱之路不可或缺的要素[10]。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代表了一种将虔诚心和八正道所规定的伦理元素从训练中剥离出去的尝试,它这样做,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开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不愿意依照经典佛教的道德理念,来决定自己吃什么、说什么,或如何谋生。然而,不可或缺的虔诚和道德修习,对于成就佛果到底如何发挥作用,这一点仍然是未知的,在这里,尤其要考虑到佛陀的忠告:一个人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止息以上所有痛苦的道路;佛陀还特别指出,与追求财富和享乐有关的执著,是痛苦的根源(samuta部,56.31)[11]。

 

当然,本文的意图,不是为以下立场做辩护:佛教中的所有宗教条规,都应保留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之中。相反,我们提出了一个对经典教义做了全新改编的版本,它是为西方世俗文化量身定做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是否已经并将继续推广这些经典教义的精神,是所要被考虑的中心议题。

 

诚然,保护佛教精神不可能只靠天意。相反,这可能需要一些温和的原则,用以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无数变体之间做出裁定,以推动那些与佛陀和其弟子们的核心教法最相符合的变体,并且潜在地抑制那些失掉了这些核心教法精髓的变体。我认为,这样的原则已经存在;尽管有科学和文化价值观的介入,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传播与佛陀教法的传播,其推动力来自于同样的治疗动机,即消减人类痛苦的愿望,再加上效益断言——正念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

 

1.2.效益断言

 

效益断言可以说是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普及的核心推动力。简单地讲,效益断言指的是,处于正念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状态,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可以使这种有益于健康的状态得以培育。在佛教中,健康相当于从导致痛苦的执著和混乱中解脱[12]。在世俗社会,人们所声称的益处则是更为个人化的,所以在这里,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应当是能在最大程度上帮助个人获得幸福和摆脱痛苦的[13]。且每一位注册参加训练项目的人,都能得到力度不同的收益,这一效益断言是正念在教育和企业文化背景下应用的推动力。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往往被称为用以促进心理健康的“大脑训练”[14],类似用于身体健康的心血管锻炼。

 

 当然,许多行为都声称或“断言”自己具有益处,从追逐商业利益的奇特饮食,到追求真实利益的宗教信仰改变。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声称或“断言”是基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事实。第一,它依赖于对古典佛教冥想实践的现代世俗化“挪用”。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可以提供与佛教理念一致的治疗,把世俗的实践者引入“八正道”的宗旨。

 

与佛教的这种渊源关系,使它承载了一种调整为西方版本的东方实践,就像智慧而宁静的禅修大师的隐喻蕴涵着甚深妙理一样[15],断言也具有了极强的力度。第二,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干预效果的临床研究,为情绪相关和疼痛相关的神经失调治疗注入了增长的源泉。西方对东方古老方法的着迷,再加上认识到它的疗效得到科学权威的赞同,这两点共同为正念运动效益断言的可信性提供了支持。

 

尽管这些断言很独特,但应当注意到的是: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并不是现代以世俗“挪用”方式应用古典冥想技巧的第一次尝试。超脱禅定法在西方的兴起要早于正念运动几十年,它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印度教圣贤在西方的声名鹊起而激起的,这种方法显示出对从降低血压到提高认知灵活性等一系列健康效益起到了促进作用[16]。超脱禅定法之所以在研究文献中广为人知,是由于它在促进放松和逆转慢性生理压力方面的能力[17]相比于其他方法更加优越[18]。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与超脱禅定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以放松、注意力集中为最初目标,而是强调培养洞察现实本质以及因缘关系的觉察力[19]。不过目前尚不知道,注意力关注点的这些不同,是否反映了其方法的作用机制基础方面的真正差异。此外,还有为数极多的其他禅修技巧,它们都有各自的益处。我的目的,不是对比或倡导这些技术中的某一个;相反,鉴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流行浪潮的涌现[20],我将把关注点放在正念干预上,尤其是要认识到,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可以推广到其他冥想实践中。

 

1.3.“最大的危险”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出于一种担忧——文化挪用会危及正念在西方的潜力。正念目前被当作疾病的一整套潜在疗法。然而,当任何实际疗法被认为是万能药的时候,它就带有了导致失望和幻灭的风险。而佛教人士,认知科学家们也有同样担忧,他们可能赞成的,是使正念修习的推广回归到一种更为慎重的力度。

 

事实上,佛教在其历史上一直对追求冥想修习的轰动效应严加防范,对于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正念,其有着丰富的历史,而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佛陀的教诫[21]】。乍一看,“正确的”正念可能很容易地被理解为一种专注状态——它能有效地减轻痛苦的症状或提高鉴赏积极体验的能力。然而,佛教中“正确”的正念,不仅意味着一种使人的情绪可能得以改善的心境专注的特质,它也包括深刻的道德约束,如抛开贪婪和自私自利[22]。

 

考虑到用以判断正念修习“正确性”的效益要求和道德标准之间的区别,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快速挪用和普及化,带来了人们对其教学质量的可理解的担忧。例如,一种看起来会促进放松或缓解即时症状的正念技巧,从效益性的角度说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这种技巧不能使表现为贪着和厌恶的爱执得以减弱,那么,它的好处可能是短暂的,且最终是虚幻的。从更为经典的角度看,它构成了一种“错误的正念”。

 

其巨大的危险在于,当这个运动中有足够多“错误的正念”,人们便会在整体上对其产生怀疑,这样它的益处也就难以维系。更大的问题是,对于最近所显示的对正念运动的强烈抵制——如近期纽约时报的专论文章批评了将正念当成包治百病的观点[23],导致了正念社团中的恐惧情绪日益增长。这里存在的危险是:正念训练的真正益处可能被掩盖,正念运动的普及将会受阻,逆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炒作到沮丧,再到失望,最终是对正念之路的放弃。

 

下述令人焦虑的事实加重了这种担忧——当前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流行,是基于对其效益的夸大报道。而这些效益与正念训练的经典内在作用机理:如洞察人的习气,放下执著,获得平静等,仅具有松散的联系[9]。例如,虽然现代世俗正念训练难有令人满意的效果,但由于它已经作为减压工具被推入市场,因此可能会产生安慰剂效应。

 

大量的研究支持以下观点:对任何正向效应的期待,很可能随之产生对这种正向效应的感觉[24]。在镇痛——一种针对疼痛的治疗中,对疼痛缓解的期望,会激活大脑中对常规镇痛药做出反应的阿片区同样的区域[25]。一旦人们担忧,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效益断言只不过是等同于一种期望,那么久而久之,最初由炒作带来的期望和由此而出现的安慰剂效应将消失,并导致许多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方法失去明显的疗效。

 

当然,如果一种特定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修习所起的作用,并不超过安慰剂效应的培育,那么对它的反对是有理由的。然而,还存在着明显的更深层次的担忧,它令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支持者更感到特别痛心,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指的“最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性就是:当正念训练能被恰当地运用时,它兼具经典和科学文献所指明的许多丰富有益的影响。

 

然而,如果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实施导致了形式不恰当或不正确的训练,即 “错误的正念”,那么,公众对正念训练的认知可能成为可变性的,并高度依赖于教师或教学媒介。如果不恰当正念训练数量的增长明显高于“正确”的正念训练,因为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之中也包括了这些不正确的形式,那么,在人们眼中,它的效益断言将会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正念的抵触情绪可能导致整个正念运动的失败,如同俗话所说,人们将把正念“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更糟糕的情况是,正念运动看起来是成功的,然而,“正念”一词被用以证明的,可能却与佛教的理念背道而驰,曲解了几千年古老教义的修习的正确性。

 

假设经典的正念训练技巧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具有超过安慰剂效应的有益作用,这些技巧要能够为现代世俗文化所使用的话,必须要跨越两次重大的转变。也就是两次挪用——第一次的临床化和第二次的大众化,这为正念进入世俗公众的基本通道。那么,这些挪用是否一定代表着经典正念训练技术等级的降低?下面的章节,将对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经历的每一次挪用,提供了更为细节性的说明,其中,特别评估了认为这种转变具有“最大的危险”的可信性。

 

 2.第一次挪用 :从闭关中心到诊所

 

第一次挪用,是将经典冥想技术应用到世俗的临床实践中。从一开始,应该说,这一挪用在慢性疼痛和情感障碍治疗方面看起来是成功的,如同最近对这种干预效果的元分析所证明的那样[26-29]。但这并不是说,经典冥想技术发生了一次完全真实的转变;事实上,考虑到佛教传统中存在着差异巨大的不同分支,单一的真实转变甚至是不可能的。

 

佛教体系庞大且类别繁多,因而在佛教中 “正念”一词有许多不同的意思,这又取决于研究所关注的历史时期和传承体系[30]。这些传承体系对心识的本质提出了不同的形而上学观点,对如何过一种满意、健康的生活提供多种模式化的理论,包括正念训练的不同修习指导方法。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创新者不得不从多样性的佛教传统中选择特定的修习方式和指导方法,并忽略一些可能会影响世俗受众接受正念训练的相当普遍的佛教传统。

 

2.1.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干预简史

 

鉴于佛教传统的多样化,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必须由选择一种特殊佛教实践方法——最为易得、适用的正念训练形式而开始。现代世俗正念训练首次被记载的临床使用,是在减轻病人慢性疼痛的治疗中[31]。治疗过程中引入的冥想,是基于乔恩•卡巴•金(Jon Kabat Zinn)创建的内观冥想,而此又源于几千年前南传佛教传承的禅修方法。应该指出的是,内观训练本身已经标准化,且在最近去世的葛印卡老师(S.N. Goenka)所建立的全球范围的禅修中心内,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世俗化[32]。

 

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标准化内观静修的发展构成了一次更早的佛教冥想训练的挪用——其冥想指令由葛印卡老师(Goenka)以自己的录音提供。正是这次挪用,在西方引发了这场运动。然而,包括葛印卡老师(Goenka)的佛教理论讲座中所传授的内观禅修,仍然相当明确地指明了对佛陀的皈依,以及保持传统僧侣生活方式的要求(包括禁止饮酒或性行为等),故这次挪动与目前以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形式席卷西方的那些方法相比,看起来还不那么过分。

 

尽管我们应当清楚,内观传承本身代表的是一种对更为背景化的佛教修习的挪用[33]。在本文的探讨中,我将把重点放在最近阶段的挪用,由于这次挪用,正念训练引发了我们对它的科学考察,并导致了它在西方的普及。

 

与内观中心常见的10天强化止语闭关不同,卡巴•金(Kabat-Zinn)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每周一次小组会议的形式,正念减压法由此而诞生。作为一种原创的最受欢迎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干预,正念减压法结合了类别众多的冥想修习的成分,包括经典内观,更为世俗的西方角度的内观、日本禅宗、哈他瑜伽、以及源于西方应激社会心理模型的说教[34]。因此,正念减压法要求构建一个普遍的正念原则,而不是试图在字面上翻译任何特定的传承所描述的正念。

 

正念减压法的传授有其特定的方式,即每周一次的受训者与经验丰富的冥想教师的小组会面。在这些会面中,学生们学习不同的冥想技巧,讨论他们的冥想体验,接受关于压力的主观体验和身体表现之间联系的教育。参与者被要求每天进行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正规冥想修习,并且“非正规”地在活动中修习保持正念,以便使修行的作用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在有关正念减压法的首次公开报道中,对一组共51人的慢性疼痛患者的疼痛和负面情绪症状的缓解治疗被予以描述[31]。从那时起,随着其在慢性疼痛[35]、情感障碍,以及相关医疗状况下缓解压力疗效的证实[36],这种方法被列入临床治疗方案的正规项目之中。分别针对抑郁症易感性[37]、慢性疼痛[38]和物质使用障碍[39]的正念减压专项治疗方法也应运而生。其中,每一种方法的核心目标都是培养参与者时时刻刻与当下体验保持联系的能力,而不是顽固、习惯性和焦虑地在自己的头脑中去阐述那些体验。与此相应,正念被描述为“由刻意的专注而生的觉察,安住于事物当下的本然面貌之上,而不去对其做计度分别” [40]。

 

正念减压法和相关方法的普及,部分是因为它们在西方机构中运作的能力,这种运作是从医院及相关医疗诊所开始的。他们使用的方法已被充分净化,避开了任何对佛教或其他宗教权威的信奉,以一种世俗的形式提供给以公共资金维持的临床机构。除了正念减压法之外,它的一个专门变种——一个八周一疗程的方案,被设计出来用于专门处理如抑郁症易感性[41]、成瘾恢复[42,43]、慢性疼痛[44]等问题。

 

尽管作为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临床样本的正念减压法是本文将主要关注的目标,但与这些方法所遇到的同类问题,在其他训练方法中也同样是明显的。然而,即使是干预标准相同的方法,所遇到的问题也不会完全相同,对不同的训练中心和不同的教师而言,传授的内容和指导者的期望都存在着差异。

 

一般来说,每种方法都构建了各自几乎没有明确涉及佛教的临床挪用形式;被不同课程的理念和方法吸引的人群可能各不相同,可能的情况是,每一种方法向另一种方法的衍化,如从正念减压法向其他某种方法的衍化,而它们都依据本身固有的转化难题,构建了自己的挪用形式。

 

2.2.不牵涉佛教的冥想训练?

 

尽管许多经典佛教的传授者声称,他们的教义具有普遍性和无宗派性,但是其中的干预措施,包括程式已相对世俗化的内观禅修,都首先要求参与者“皈依佛”。对于无神论者或倾向于无神论的人以及非佛教信徒而言,哪怕仅仅提及以佛为权威、为依怙,甚至只是对佛教理念做一点解释,都会成为对这种精神忠诚持反感的这些参与者们的绊脚石。从这一点上看,和传统佛教相比,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受众。然而,宗教传统的世俗化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正念训练实质的丧失。

 

首先,将冥想练习与佛陀割裂开来,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疏漏。佛教传统的核心是佛教三宝,正念训练的基础是佛,法,僧[45]。佛指的是历史人物,法是经典教义,僧指的是僧团或者实施正念练习的外界环境。三宝的完整存在,是经由八正道趋向证悟路途中的依托,而正念是其中之一[46]。具体地说,皈依佛,从而了解了轮回和业力等教法,能使人对世界持有正确的形而上见解(正见),拥有健康的意向(正思维,亦称正志),并脚踏实地的努力(正精进)践行和实施八正道的其他的条目。

 

正念能够使人对这些意向的履行始终保持监察,并使得这一进程处于由静修所培育出来的,能够专注于适当的思想,言语和行动的能力支撑之上。正念和专注相结合带来的良好结果,是适当的行为、语言和生活选择,而这些都被体现在“僧团”的模式之中。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中,将关注的焦点置于冥想,而不是前面的意图或后面的结果,似乎是一种不完整的训练体系。我认为,在这种训练课程里,佛法僧三宝没有完全失去,而是以一种不露锋芒的形式蕴涵于传授之中。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被挪用到临床环境中时,在完全舍弃了对佛陀的信奉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冥想练习的最终目标的首要典范——正念者个体。然而,正念典范以一种受到较少崇拜的正念教师的方式被留存下来。对正念教师,其普遍的条件是,他们自己经历过长期冥想修习,每年参加一次闭关,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所以他们自身能够体现出正念的品质,可能会成为参与者心中效仿的目标[47]。

 

理想的情况是,训练过程能够使教导者实际地将有效的正念训练必具的功效体现出来,尽管尚不清楚的是,世俗的个人修习是否能达到那种从更为精通完整佛法的导师那里获得“精神传递” 的水平。虽然对正规指导教师的评估在本质上是主观性的,“正念干预教学评估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已经取得进展,在评估导师的相关技能,正念的具体体现,对正念实修的引导,传达课程的主题,支持小组学习等方面[48] 显示了很强的可靠性。

 

然而,鉴于这些评估是前所未有的,在研究文献中,对其中的每一个领域中教师的专长所起的作用,都尚未被好好探讨过。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且不说教师是否有能力作为正念的示范,仅失去了佛陀这样一位理想的范例,就可能会严重影响参与者们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修习动机和普遍性的认识。

 

要想通过正念训练达成持续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精神上的提升,而不是认知能力的改变呢?在皈依佛陀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正念修习,与不需要这种信仰的世俗方法相比,其效果要大多少呢?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是否需要一位精神上的“英雄”,这仍是一个疑问,实证研究会有助于得出答案。

 

世俗的西方团体可能不会接受皈依佛的概念,但却没有必要同样将法宝和僧宝也排斥出去。事实上,佛法和健康的环境是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团体课程构成中的精要。

 

就佛法的地位而言,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中冥想的引导文,与古典佛法中正规禅修的教言——如南传佛教上座部内观禅修的“伟大论典”,即《清净道论》[49]高度一致。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参与者要求用大量的时间专注于呼吸和身体的感觉,之后,再将觉察力扩展到思想、感受,以及其他感官体验之上。

 

教师还要求参与者以正念的视角,将佛法作为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质问,去洞察自身体验的无常和无我本性。最后,参与者被要求逐步将正念觉察力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要达到这一点,需做到的要远大于注意力的集中或对感受的开放式监控,它还要求在生活中保持专注、平静、好奇心和善良[34]。

 

因此,佛教文化致力于生命的完善和切断痛苦的循环等内容,大都保存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特别是正念减压法之中。然而,轮回和业力,这些更为广博的形而上的理念,却被排除在训练之外,因为这些理念需要依赖历代圣人或觉悟者的教导,所以被排除了。目前尚不确定的是,想要全面领会到冥想练习的益处,是否需要信仰完整的佛教形而上体系。如果像有些老师主张的那样,正念是一种生命的方式,而不是辅助练习[50],那么,被引导的冥想和质问如果没有与对自我转变之路的广泛讨论相吻合,可能不足以改善修习者的生命状态。

 

与佛法的情况相同,僧团模式与团体型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干预融合为一体,至少在课程的持续期间是这样的。作为正念减压法的倡导者,我的经验是,参与者经常谈到,冥想的集体共修,要比自己作为家庭作业单独修持更为轻松,同时,许多参与者强调了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课程结束时所形成的团体感。这是一个类型独特的僧团,它在八周课程结束后便解散,并且不约束课堂外的个人行为。从另一个方面看,这里的情况与参加传统的佛教闭关没什么不同,参与者们在闭关结束后,将返回到他们自己的对冥想和佛教信奉程度各异的团体之中。

 

更令人关注的是,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应用于个人治疗环境时,是否可以创造出如同僧团一样的气氛。而可能被提出的一种观点是,一个团体的开始创建只需要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然而,心理学研究大力支持的观点是,至少有三名参与者的团体,对约束其成员遵循训练指南,进而使疗效得以增强,具有大得多的影响力和压力[51]。还有,正念是否需要被嵌入到一套更为广泛的强化价值观之中,这是一个与判定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最佳实践方法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在学术研究文献中尚未触及。

 

佛法和僧团的其他方面,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临床干预中也很明显地缺失了。课程强调的,往往是以实现身心健康、安适为目标的教学,而这类目标的实现,往往是以主观“感觉良好”,而不是以僧伽中经典正念训练的要求(如放弃享乐主义或不道德行为等),即以客观行为为导向而运作的。再加之西方文化中,围绕着追求幸福权的个人自由极度扩张,经典正念训练的规定可能会严重妨碍个人自由,以至于使世俗参与者无法接受。

 

身心健康没有普遍的定义是一个事实,但这与我们对它做个别定义并不相悖,对此,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课程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正式程度的内容。至少,也应当要求参与者根据他们的身体反应,来考虑其行为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通过对于应激反应的识别,参与者将察觉到潜在的无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或事件,然后思考是否有必要改变行为。

 

这样的反应发生的频率,以及它们是否会促进更为有益的行为,是又一个处于探索中的研究领域。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临床疗效中,我们可以推断,通过这种训练肯定会获得某些益处,但这些益处是否是由反应驱动洞察所导致的结果,仍是一个需要做很多实证研究的问题。

 

 2.3.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临床研究和实践的评述

 

近几年来,对于这种西方流行的对正念的概念化与佛教哲学可能存在多大程度的不一致,佛教学者开始发表评论[33]。如前面所讨论的,正念冥想中的专注,如果所围绕的不是八正道,可能会将修习者引向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的正念监察目标和价值观,如渴爱、执著和自我肯定。重要的是,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一种有缺陷的、效益断言的基础被破坏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模型。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这些评述分为三个主要层次:

 

首先,对于西方常见的对正念的定义:“无判断的,觉知当下”已经产生了异议。许多冥想学者的情况是,他们将正念定义为仅仅是一种无判断的专注状态,是把正念训练中下达的过程指令,与另外一种把正念当作更彻底的改造方案的模型混为一谈[52]。一种认识是,佛教中,从来不支持将将正念归结为“判断的完全不存在”,相反,保持正念正是力图提供一种清澈的觉知形式,依此可以清楚地识别正确和错误,然后将自己导向适当的行为。

 

第二,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是包含洞察的正念专注,也不应当是完全非判断性的。相反,巴利语中的经典词汇“sati”(即 “正念”),具有记住自己意向的涵义,是一种“助记”功能,用于约束专注和心念的运行[53]。这种认识与下面的观点相吻合,即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小组中,参与者们必须将更多的关注力投向更广的意向,超越于仅仅能够跟随冥想修习过程中特定的专注指令;不仅要将意念专注于特定的冥想指令,而且要使意念“跳出”这一特定专注,从其“之外”或“之上”,去关注“跟随特定专注指令进行思维”这一行为。

 

第三,或许最重要的是,在传统上并没有认为,通过作为单纯正念的无分别专注,就足以实现积极的个人改变。许多佛教的正念理论,被记录在著名的《大念处经》之中,翻译过来就是“关于正念基础的伟大论述”[54]。在佛陀法教的历史中,正念根植于四念处的基础之上,它们被作为注意力集中的必需目标。这些基础是:(Ⅰ)身;(II)受;(III)心或意识;和(IV)法,或思考的“质”。对前三类目标的专注明确地排除了概念性表述或判断,只是对生理感觉、情绪反应和思想的“单纯专注”。然而,第四类 “法”所描述的,是前三类中修习者“围绕”正念专注目标的最佳态度和易犯的常见错误。实际上,第四类目标所要达到的,是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调控,使得在正念情绪调整中能有效地运作专注。一般断言,只有通过有效运作专注的正确修习,才可能实现情绪管理的终极目标:痛苦的完全消除。

 

因此,有人认为,正念修习的目标并非要达到“单纯的专注”,正念必须与有益身心的品质,如仁慈、承诺、信心和平衡相配合[55]。换句话说,正念必须伴随着善的意念。虽然正念概念的定义中通常包括了有益的意向,心念的专注和培养有益身心的态度[56],但实证研究文献中占主导的是专注本身的研究。虽然“专注”巧妙地与一个预先设立的心理研究领域相对应,但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专注只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从我执中解脱的先决条件。

 

然而,我们应该区分正念研究和正念教学中的略减。预先把正念理解为不加判断的“单纯专注”,幸好似乎是正念的研究者而不是指导者的特点。然而这种先入为主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些未曾在资深教师门下受过益的新教师或修行者,可能会受正念的文字描述所影响,因此,深受在研究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单纯的专注”这一同样偏见的浸染。此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那样[57],如果西方科学想要有机会有效地识别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关键构成要素,那么,它应该开始更认真地去对待训练的意图和态度等因素。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干预之所以仍然把意愿作为重点,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正念减压法最初框架的构建。在卡巴金有关正念减压法程序的最初著述中,他认为,该程序成功的基础是“对放松的期待”,以及将此看作一个人“迈向健康优化的第一步” [31]。换句话说,正念减压法程序明显地依赖于一个超越于单纯专注的效益断言。在我合作实施正念减压法项目的经验中,参与者如果没有积极改变的内在需求,往往会中途掉队。所以,如果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若打算避免其“最大的危险”——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正念是空洞的词汇,就不能假定参与者已具备某种动机,尤其是在缺乏能够支持这种动机的救赎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在正念的商业应用中显得尤为突出,在那里,参与者考虑的可能不是迈上自我修行的道路,而是寻求一种类似于服用阿司匹林的速效治疗。即使在临床情况下,病人动机也不能仅仅例行公事式的去做一下评估。他们的动机需要作更多的研究,以确定那些只是按心理医生的医嘱,勉强参加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人,是否能有机会和那些本质上更有意愿参加的人获得同样的收益。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参与者的动机是对长期自我完善和消除痛苦的期盼,那么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而言,这是否是一种有理由和足以得到满足的期盼。即使参与者的兴致高昂,轻装上阵,一个脱离了广阔文化系统支持的八周方案,能带来真正长期有益的变化吗?如果一个人的冥想,是带着即时轻松的期望,那么,这种享乐主义目标,真的与冥想修习通常所许诺的成果——长久的社会幸福感相兼容吗?从佛教的角度看,持久幸福感的培养,与避免即时的不舒适感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对暂时不适的积极应对,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它会使对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执著更为顽固,从而强化了导致痛苦的因果机制。在寺院里,这样的动机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冥想修习的“正精进”。然而,假定冥想的动机是统一的,是对证悟的寻求,实际上可能会限制我们了解冥想是如何起作用的能力。事实上,世俗参与者的动机是多种多样,且往往是自私自利的,这使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通常不会在宗教中被提及的问题:是否参与者的动机必须“高尚”,冥想才能起作用呢?

 

我们可能发现,即使最初的动力是享乐主义的短期目标,冥想实践也会促成证悟道路上深层次的形而上洞见。另一方面,可能的情况是,冥想的益处与文化价值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可能会引来八正道追随者的反驳。相反,冥想可以培养特定的调控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提升幸福感,超出了神的救赎承诺的范畴。在这里,我并不是打算攻击佛教心理学的理论原则,而是指出西方文化背景的异质性可以使我们避免教条地认为,八正道是减轻痛苦最有效的方法。也有可能,在经过调查之后所发现的依然是,一个无私的目标对长期的修行利益是不可缺少的,但这只能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不是事先的断言。

 

基于目前的情况,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代表了对佛教理念无偏见的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它没有正式倡导传统意义上的觉醒、解脱、证悟等愿望”,这将是不准确的。其实,在现在的形式下,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仍然在倡导实现这些愿望的最初步骤。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实现佛教理想而言,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是不够的,但是它的确为这些理想的实现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某些经典佛教典籍中所提倡的必要的初级技巧。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没有完整地沿用佛教传统,这一事实也许并不是灾难性的,而重要的是要更好地认识到,现有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干预,如何才能兼容并有益于人类痛苦的减少。本研究工作的核心是:现有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技术,是否足以满足效益断言——即使是在最基本方面的满足,或者,是否需要一种更完整的经典改造方案。在实施这样的比较研究之前,这仍然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尽管这高度的两极化。

 

2.4.科学如何解决“最大的危险”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根基的效益断言的得出,基础理念是:有益身心的冥想练习,其效果的实现不需要佛教文化背景。作为这一理念前提的证据是,一些修习者把冥想作为一种类似于治疗或药物的临床干预形式,但仍然能从中受益,且功效为大众所认可。这类案例的日益增加,挑战了以下理念——解脱和证悟的目标是正向改变的必要前提 [36]。

 

在我自己带领正念减压法课程的经历中,一些参加者赞同冥想具有“放松”的益处,但对于冥想可以导致的高深个人洞察力却毫无感受——仍然显示出抑郁的降低,其程度与那些声称发生了自我表征本质的变化或类似“深层”见解的人不相上下。佛教的内在思想,诸如无常或无我,对更深层次的禅修可能是需要的,但这种洞察力对于冥想初步效益的获取可能不是必需的。

 

冥想参与者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却获得了同等的疗效,这揭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即期待冥想所带来的是什么性质的改变。对此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视角:

 

第一种,我称之为以生命的意义为基础的视角,它将“改变”定位于个人价值观和自我认知的层面,这是一种更忠实于佛教心理学的观点。在此,冥想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洞察,从而导致一个人无私地生活在为人类的服务中。以这种视角看,冥想或许类似于写日记,像是福柯的《自我的技术》中描述的[58],通过有意识的自我反思所产生的洞察促进个人的成长。

 

第二种视角,以能力(即执行任务或者维持心理过程的能力的具体改变)来判定培训的效果。能力视角可能更容易地与科学研究的传统互相兼容,因为它的操作对象是可以进行客观度量的能力,避免了对定性的自我陈述的依赖。通过对客观能力改变的评价,使得我们可以研究具体训练带来的变化对于更广泛的训练收益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以意义为基础和以能力为基础的视角,二者都是经典佛教心理理论的一部分,都可能有效地影响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这些传统具有不同的优势,它们可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例如,西方科学手段看上去似乎更适合以一种可复制和跨文化传播的方法,来探求能力的变化。相反,一个智慧且有经验的禅修教师能更熟练地掌控和塑造个人洞察之路,即开发自我、痛苦和实相的本性的深层次意义。因此,借助西方科学去测试能力的变化,可能是世俗挪用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善冥想技巧的方式之一。

 

实际上,西方科学在理解正念方面的许多成功尝试是探索能力为基础的陈述,而不是研究围绕着冥想相关变化的定性报告[59,60],但研究者们仍将其作为更多定性的研究的一个例子(详见文献[ 61 ])。在这些工作中,所做的研究无疑为佛教心理理论所引导,但是得到的结果与佛教典籍中明确记载的教言相比仍有所延伸,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冥想的方式,从对经典文字的研究中,这种理解是不容易得到的。

 

例如,在佛教的核心经典,如《清净道论》(“Viuddhimagga”,巴利语的意思是“清净之路”[62])中描述了一种早期冥想修习中提高感知能力的次第。禅修大师马哈希尊者在“清净道论”的注释中,描述了呼吸觉察力的的提高如何促进所有感官活动的整体心理标识能力的提高[49]。这种标识能力可增加对所有感官和心理活动的产生和流动的元感知 ([49], p. 16)。从对这些产生和流动的认知中可以提高洞察力和觉悟力,以及增强洞察和行为的循环相互影响。如何准确地监测这种能力的提升,或从幻象中区分出真正的能力改善,经典中没有清楚地指明。这正是西方关于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可以发挥其巨大的潜力之处。

 

正规的训练能够改变心智能力,这一理念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关于感知水平的改变的证据,长期以来就有存在着。1859年,A•W•沃克曼写了一篇报道,在经过近100次训练试验之后,皮肤上能够被辨识出的两个点之间的最小距离,可以减少一半[63]。从那时起,一个认知学习研究的完整分支学科——研究由训练引发的行为敏感性的增加,以及与所有五种外感官相关联的神经表征的等量变化[64-68]出现了。尽管在标准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或内观禅修课程中,对触觉辨别尚未有过重复的测试,然而躯体扫描,即引导注意力从头到脚循序地体验身体各个部位的感觉,这种传统中最基本的修行,清楚地展现了这种触觉辨别力的专注。

 

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中重复的感官专注训练,会产生可观察到的类似感知力的变化。对高阶的认知功能看上去也可以进行训练,如记忆力[69]和问题解决能力[70],尽管一些核心能力,如工作记忆或智能似乎比较难以提高。冥想练习的高阶收益,如形而上的洞察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也可以遵照一定的能力改进的模型而进行,尽管测量这类变化可能会比测量觉知过程的变化更困难。

 

如果仔细地把能力变化的科学评估与冥想练习各阶段的记录紧密联系起来,那就无须假设冥想的科学模型需要反对佛教的经典机制。相反,世俗和佛教心理理论可以协同工作:实验模型可以针对冥想过程的特定阶段,提供冥想进展程度的客观测量。重要的是,特定能力的客观测量得以确认后,我们就可以去进一步考察初期、低层次的能力,如对身体的觉知,是否是去除我执这样的这些提升为高阶觉悟必备的前提。这些发现或许会有助于证实或挑战佛教教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导致人们对于冥想之道的更好理解。

 

例如,佛教教义提出,因冥想而导致的内感知能力的提高,即注意微妙的体觉变化的能力的提高,与使精神专注于这些感知的训练之间有一定的函数关系[49]。在对内感知的测试,包括对大脑皮层中的区域与躯体特定部分之间对应关系的深入探析中,结果体现了大脑中专用于控制手或脸运动的区域所占的比例,要远大于控制背部或腿的区域[71],这一点现已被人们所公认。

 

最近的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较,冥想者的这种对应关系显示出更强的偏重性[72]。同样,我的研究小组证明,八周的正念减压法的结果显示,受训者大脑中对应于呼吸觉知区域的连接有所增强[73]。另一方面,对应区中显示出的增强,并非一定能转化为通常躯体感知的增强。有经验禅修者尽管对觉察自己心跳的能力具有更高的信心,但他们在表现上并不比同龄对照组好[74]。所以,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看起来只是增加了大脑皮层中某些区域的内感知。

 

可以预见的是,受影响的是与禅修中注意力的专注点相关联的区域,即与呼吸和身体的感知相关联的区域。尽管能够表明这种影响可以传输到其他区域的证据有限,但三个月的密集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提高了视觉感知能力[75]却得到了证明。而这一事实可以作为以下结论的概念验证:训练得到的效益跨越不同感知形式间的传输,至少通过强度更高的培训是有可能实现的。

 

尽管不断出现的新证据表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促进了感知能力的变化,然而在缺乏传统佛教框架所提供的更全面的释义的条件下,这种能力的开发能否催生有益的领悟,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实证性问题。作为一名以能力为基础变量的研究人员,在我看来,这些能力的改善只有被作为更广的自我改善目标的一部分时,它们才能起作用。实际上,在我的一些未发表的定性研究里,那些在报告中称,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给他们提供了压力调节管理工具的参与者,比那些谈论冥想练习本身带来的快乐感受的参与者,往往获得了更多的改善。但不管怎样,对于能力变化的可靠认定,向我们提供了参与者在冥想训练初期呈现的可供选择的标志,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考察这些标志与对自我、世界的更深层领悟,以及与培养健康的心态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科学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检验方面的进展的第二个例子,是确定了冥想要想取得效果,确实需要一定的最小量。经过三个月的强化正念闭关训练,参与者即使面对单调和困难的任务,也显示出能持续保持专注的能力,这种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改善有相关[76]。另一方面,标准的八周的正念减压疗法课程与一种“主动控制健康培训”的状况相比,几乎没有带来持续保持专注的独特效益[77]。在此并不是要贬低正念减压疗法课程的价值,不过还是建议参与者们,如果想要收获到平静和持续专注的效益,就可能需要更大强度的练习。然而,这样的对比可能由于以下事实而使人感到其中含有某种混淆:三个月强化闭关训练提供了大量传统元素——僧伽和佛法,而这些都是一个八周的方案中所没有的。

 

尽管有着这种担忧,流行的八周计划的价值似乎并没有受持续专注力改善问题的影响,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的能力和有意义的洞见。通过这样的科学调查,我们可以了解到,如何去更细微地领会现有的冥想传统挪用是怎样运作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许能完善和改进课程结构。最终我们也许能够量化情境的影响力,例如量化僧伽和佛法对于冥想修习本身的影响力,这将有助于推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实践的发展。

 

尽管目前基于能力改变的方法很流行,效益断言所驱动的实证性调研提醒我们,更广泛的目标是确定出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和减轻痛苦的一整套修行的标志。这一断言推动了使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干预标准化的研究,以证明基于能力变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减少了无用甚至有害的实践仍被奉为有价值而不可稍作更改的东西,以及保留在以后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中的可能性

 

关于科学研究在改进正念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上面这种略带乐观主义看法得出的判定是:科学对于那些难以量化的、基于意义的证据来源,将不再会严肃地看待。的确西方文化对佛教冥想技巧的挪用,导致了一种非对等的关系。西方临床科学不会纯粹为了与佛教原则相一致而做出改变,而从佛教衍生出的正念教义则可能为了与临床研究成果相适应而做出调整。

 

当然,这种不对等可能是针对西方关于幸福的价值观和信仰可能被改变的一种必要保护,并通过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提供了一种接受新奇想法的统一标准,以减轻对“宗教渗透”的恐惧。在新思潮涌入时保护好“看门人”,并不是西方科学独有的需要。我的同事霍根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当科学成果被挪入到寺院的培训课程中时,佛教同样通过给宗教权威最终决定权来保护自己[78]。

 

例如,当正念训练中包括了对自己的家人和亲人的执著的肯定时,西方人看起来会获得更为显著的快乐,那么可以想象,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将来的重复操作中会包含这种肯定,尽管佛教经典中劝诫不要对任何人和事太执著。不过,这样的接受有其局限性:佛教正念训练的核心——对解脱和证悟目标的强调,可能不会被标准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所接受,因为西方临床科学被限定为更加务实和更少涉及形而上的改进。那些特殊的境界,包括获得证悟,需要转化为可理解和可观察到的心理学概念,才有机会进入西方流行文化。然而,从最低限度上说。在我们对正念训练有了足够深远的理解,进而可以稳妥地引进和测量这些境界的前提下,这种转化是可能实现的。如果缺乏这样的专业知识,精妙的冥想境界就会依旧保持其东方神秘主义的面目,默默地引发着西方的好奇心,却很难成为衡量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功效的一把尺子。

 

科学理论尽管占据着权威上的优势,但在这一整合化的努力中,它仍然有可能,也必将受到挑战。一个例子是:佛教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最基本感觉——与外在世界截然不同的自我的感觉,是一种幻觉。这种观点与西方几十年心理学研究结果完全相左,后者认为,以自我为参照的思维,是一种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具有特权地位的认知模式,它表明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在组织着人的行为[79-81]。

 

几年前,我的研究小组通过利用核磁共振对大脑活动的观察,将佛教和西方的自我理论进行了对比[82]。其目的在于确定西方这种将自我视为客体性的、旁白叙述者的系统,是否只是人类的一个习惯,而不是其认知的内在部分。

 

如果以自我为参照的系统,就像佛教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习惯性过程的话,那么通过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应该可以通过利用去条件反射法来重塑这一认知习惯。而我的研究小组观察到的事实是:在未经正念训练的参与者激活了大脑中稳定和惯用的“自我参照区”的条件下,八周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参与者能够以大脑中身体瞬时反应区域的激活,作为“自我参照区”激活的补充,进而扩大自我参照的背景。

 

换句话说,身份认知的神经基质通过正念训练似乎是可塑的,这意味着存在多种类型的自我参照,进而对主导西方话语的身份认知单一类型概念提出了挑战。这样一来,佛教和西方的正念理论至少都属于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我们对正念训练的最初假设被我们的文化臆测涂上了一层色彩。这一“最大的危险”——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将要被没有担负起西方科学标准责任的西方科学界广为传播——至少就目前而言,是科学界遇到的充满激情的挑战。

 

3.第二次挪用:从诊所到日常生活

 

甚至于当科学研究通过比较西方和佛教的模型,寻求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加以完善之时,正念修习的商业化作为第二次挑战,已经将自己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念已经不再停留在诊疗为导向的机构之中,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商业投资关注的焦点。无数正念应用进入数字市场,从简单的冥想计时器,到更全面的、包括了逐步引导的冥想课程。这种转变,尤其是为了适应企业而编制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已经遭到质疑和某种嘲笑,冥想教师们把它们称作“司仪正念”[3]。

 

司仪正念的争论意味着一种关切,那就是:专注力训练课程在与较完备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项目仅具一点苍白的相似之处的情况下,被当做正念推向市场。即使这些课程和应用程序借用了已有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结构,然而,隐含的教理和模式却可能会丢失,同时丢失的还有正念效益断言不可分割的组分“八正道”的一大部分。更为危险的是,正念训练产生的接纳性和抗压性这类表面上有益的特征,所带来的可能是员工对不公平工作环境容忍度的增加,而不是引发积极的改变。

 

3.1. “司仪正念”真正值得担心吗?

 

我们应该为这第二次挪用感到担忧吗?如果科学和临床界对他们进行的正念训练负有检验责任,那么无人承担责任的商业正念训练会毁掉整个努力,并再次将这项运动推向“最大的危险”吗?员工在经过企业正念训练之后,会变得更加像牛一样辛苦和屈从,而不是获取了力量和自主权吗?由于写这篇论文时,还没有研究商业正念应用的文章发表。因此,这一章的内容不可否认会含有猜测性的成分。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二次挪用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1)即使是短时间、模块化的冥想,似乎也具有有益的效果,(2)效益断言从根本上仍然是商业正念的一部分,市场将在该断言的基础上评估新的产品和训练技巧。

 

对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简短干预的研究得到的证据,可以作为相信第二次挪用不会破坏正念运动的首要理由。研究表明,单单是15分钟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的正念引导,就能减少沉没成本偏差, 即因为之前的投入,而继续坚持向一个错误决定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等的倾向[83]。对这种自动运转的错误思维模式的摆脱,虽然谈不上是个人价值观或道德取向的提升,但却很难被说成是训练的负面后果。是的, 免于错误思维可能会以促进商业利益为最终目标,如选择最佳的股票或做出更为精确的房贷决策,但这并非一种邪恶的应用。如果企业的动机是改善员工业务决策的清晰度,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这种训练只能被局限于制定更有效的业务决策上。然而,这种决策制定能力的提升,也可能使员工同样在其他方面受益,这同样可信。

 

例如确定他们是否真正工作在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环境之中。正念训练与剥夺员工的自主性不同,它可以作为一匹“特洛伊木马”,用于掩藏员工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身份。把正念比作有益的特洛伊木马可能显得牵强附会,但从正念会带给员工急遽上升的满足感和征服感这一角度看,这一比喻似乎也同样是有道理的。

 

此外,简短的正念训练干预显示出具有抗拒压力的保护作用。另一项研究对专注于呼吸,与将精神集中于“出现在脑海里的任何东西”的控制条件进行了对比。这项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进行25分钟训练,只需3天时间,即可减少神经内分泌在面对社会压力时作出的反应[84]。再者,很难看出员工对压力适应能力的提高有什么负面作用。是的,随着忍受艰苦能力的增加,工人们将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困难,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正念干预的使用显示出提高了生产率,并在现有工作负载水平下减少了缺勤率,那么雇主必定会以很强的意愿去使用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企业正念训练所带来的并非一定是工作量的邪恶“升级”。此外有可能的是,高管自身也开始参与冥想练习,然后做出更好的决策,且更清楚地看到什么对公司、员工和股东有益处。虽然不能保证绝对是这样,但对于促进工人的福利,企业正念训练并无任何固有的邪恶。

 

对企业和商业现代世俗正念训练保持乐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样的训练仍然在全盘使用效益断言。如果一个公司或个人在试用商业正念训练技术后没有获得可以感觉得到的好处,他们可能会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案。正如科学界能够采取行动去维护和强化正念的临床应用标准一样,市场经济也能够如此,并也必将在不同的商业正念训练应用间作出裁决。此外,这个领域的许多商贸合作包含了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研究人员、临床医师和老师的直接咨询,他们可能会为营造一种更有益的环境,即正念训练实践能达到有益的效果所必需的环境提供帮助。

 

尽管我持有乐观态度,并且存在着几个有前途的初步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司仪正念”与更经典或更为强化的正念训练传统具有相同的效果,尤其是在更深层的意义和洞见的发展方面。解脱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是意识到:

 

“……当我们去注视整体而不仅仅是一个部分时,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身也是相互依赖的系统,是感觉、观念、思想、意识全部相互连接在一起而组成的系统。以这种方式进行观察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在任何一个部分之中,都不存在‘我’或‘我的’,就像声音不属于琵琶的任何一个部分一样。”

——《杂阿含经》[85]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根本性重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我这个概念的依赖的减少,单单依靠简单的正念修习真的可以实现吗?目前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在没有附加道德或解释框架的条件下,持续关注呼吸或身体,是否真的能提供与宇宙以及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依存感?

 

3.2.正念训练的负面影响

 

引起对第二次商业挪用担忧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它给正念修习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即使在有经验的老师和更经典的佛教框架下,正念训练已经被认为与精神疾病,如解离症发作和抑郁[86] 的发生和恶化有关联。“超觉静坐”这一与此相关的学科已具有很长的研究传承,其中含有有关负面影响,包括人格分裂、精神病和烦躁不安的文集[87]。有观点认为,正念老师需要了解参与者心理创伤,并知道应如何改变传统训练指令,以避免引发参与者不能调控的创伤记忆 [88]。

 

例如,参与者如果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以“滴定”般的方式,缓慢提升其躯体的觉知水平之前,将注意力集中于引发刺激较轻的目标,如声音或视觉,可能会更为有益。换而言之,一个一刀切的正念训练方法,可能比对正念运动的失望带来的风险更大——这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尽管正念训练隐藏的风险存在于每个挪用的阶段,但至少在世俗临床干预阶段,对于如何应对干预对象受到意外伤害和和得到标准护理,已经有了一个框架。不过在商业领域,尚没有这样的保证,冥想相关的心理伤害发生后缺乏相应的法律补救。

 

在上面提及的许多问题中,目前尚不清楚产生负面效果的概率和冥想教学的质量之间有何种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冥想的负面影响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对特定的冥想修习,无论是注意力集中式还是对感受的开放监控式,对于它们所固有的危险,我们都了解得很少。如同所有促进健康的干预措施一样,冥想修习也具有风险因素;研究人员至少可以促进以下认识的普及:正念并非没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从而使商家在为了寻求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进一步传播中获取利润而投资时,能够保持清醒,并意识到,对于给客户带去风险,他们是有过失和应受谴责的。

 

令人沮丧的是,鉴于负面后果明显的低基准发生比率,这些风险不能成为减弱这些技术传播的理由。然而,现代世俗正念训练的参与者,在继续冥想训练之前,的确需要明智地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哪怕可能是很小的风险。随着正念负面影响实验数据的普及,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都可以更好更负责地监控客户的健康,为罕见但万一出现的正念训练负面结果提供救助方案。

 

4.结论

 

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建立在传统的佛教修行之上,并显示出具有促进实践者身心健康和应对压力的能力的功效。然而,这样的功效并不意味着完美的干预,我们不能认为,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能最好地用于理解冥想的主要运作机制。另一方面,批评现代世俗正念训练背离了经典正念训练的目标(如解脱和证悟),尚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同样不知道,经典正念训练的这些目标,对于获取这些修习早有记载的益处,是否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很有可能的是,冥想代表的是一种心理健康技术,无论是经典传统还是科学传统,都没有完全地理解它。因此构成一种开放的,可能需要由两种传统来共同充实完善的知识领域。

 

今天的大众传媒推介了很多绘声绘色赞美现代世俗正念训练好处的故事。然而,对于脱离了宗教和道德教诫的世俗正念修习具有的利益和效用,他们也持有越来越谨慎的态度。面对存在的争论,科学的努力看起来似乎是为区分正念的“正确”和“错误”提供实证支持的最合适途径,同时这种努力也可以避免在尚未以实证确认现代世俗正念训练技术的使用禁忌之前,我们就去批评它。

 

我们或许看到,在对“正念因为错误的挪用而导致失败”这一“最大危险”的担忧中,研究人员、临床医师以及老师,可能在推广正确的正念这一积极而不是消极的运动中,失去共同的关注中心。相比之下,能够勾画出有效的正念练习所需条件的高质量研究,则有助于解决冥想学者以及西方科学家之中存在的分歧。更进一步来说,使用这些研究开发出成功的临床和商业正念训练干预,可以对验证效益断言和规避正念运动固有的“最大危险”提供帮助。

 

在这种方式下,正念训练研究和教学同样也可以为西方科学佛教正念理论作出贡献,并有可能使我们对幸福的提升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说得浪漫一点,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可能见证世俗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和怀疑主义的独特结合为动力的一种全新文化的崛起,并乐于以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投入这一试验。

 

原稿中的缩写

MT: Mindfulness Training;(正念训练)

MSMT: Modern Secular Mindfulness Training.(现代世俗正念训练)

 

利益冲突

作者宣称没有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Black, David S.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An antidote to suffering in the context of   substance use, misuse, and addiction.”Substance Use & Misuse 49 (2014): 487–91.

2. Rapgay, Lobsang, and Alexander Bystrisky. “Classical mindfulness.” Annals of the New YorkAcademy of Sciences 1172 (2009): 1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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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宗教》(“Religions”)杂志,2014年第5卷第四期, 1062-1086

 

文章来源:http://www.mdpi.com/2077-1444/5/4/1062

原文发布日期:2014年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11.22

翻译:圆为、王子恒、圆化

一校:圆痴

二校:冯颖、圆和

终审: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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