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性存在吗?

Is there a war instinct?

 

作者:大卫·巴拉什

by David P Barash

 

 

 

 

作者介绍:

 

大卫•巴拉什(David P .Barash)博士,华盛顿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教授,长期热衷于佛教;拥有三十四本著作,内容涵盖进化、动物和人类行为,以及静心研究。他最近的著作《佛教生物学:东方古代智慧遇见现代西方科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引言

对于人性,佛教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且唯一的“看法”。当然,佛教认为,人类容易感受到苦(即“痛苦”,或者说成“失望”会更准确),且人类的身心很容易被一连串的错觉所影响。有一种对“业”的理解认为,我们今生所有的感受和行为,都是由所谓的“前世”决定的,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种“业”的概念否定了自由意志。但这只是一种狭隘的“业”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是来源于佛教,也与佛教思想不相容。

  

因为,四圣谛中的后两个(灭谛、道谛),其建立的前提假设,就是认为人类有足够的自由意志。第三谛——灭谛,是说苦可以被克服,或者,苦至少可以被减轻;而第四谛——道谛,指明了除苦的具体方法,即八圣道。如果佛法确实不能使得接受教法的人们带着正念生活,那人们(包括佛陀及其他人)为什么还要去宣说佛法、流布经文、传讲法义呢?人们为什么还要用各种方式向周围的人传达佛教的思想呢?

 

本文的观点,主要侧重于“实现非暴力”的讨论。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人类是无法消除暴力的。这些悲观者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他们还认为,战争(不同于个体的暴力行为)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更严重的是,甚至很多支持进化论的生物学家,竟然也支持这类观点。这些生物学家,把一些小范围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负责任地推及到整个人类范围。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们的是,我本人也是支持进化论的生物学家,我是站在这个角度写这篇文章的。我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说,认为基因可以解释一切行为,我因此而受到指控。在一定程度上,我承认自己的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虽然在我的作品里,我一直都明确指出所有的“表型”都是由天性(基因型)和后天培育(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的表型是指生物的所有可观察特征,包括他们的行为。因为,一直以来,严格的二分法是行不通的。

 

我在9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短评,论述人类是否“天性好战”。此外,我在线上杂志《亘古》(Aeon)上也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列举了各种案例,也补充了许多细节。在此,我满怀热心地向读者们分享这些链接。我希望,这些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可以给身处黑暗时代的当今人类带去一些信心,帮助人们更积极地面对未来。同时我也希望这些观点,可以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一些深入见解的充分支持。

 

不知为何,对人性持悲观看法的观点,竟然有某种奇特的引人之处,虽然这有些不合常理。这种悲观论调,已经成为许多进化生物学家之间毋庸置疑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形成趋势。早在1924年,澳大利亚籍人类学家雷蒙德•达特发现第一块南方古猿化石时,他就这样描述原始人类:

 

证据显示,原始人是凶残的杀手!原始人嗜肉成性,他们对猎物进行暴力追捕,一路追赶射杀,直至猎物倒在脚下。然后,这些原始人便开始割截浑身是伤的猎物,肢解猎物的腿脚。他们迫不及待地吮吸猎物的热血,以平息他们的饥渴;猎物还在地上挣扎打滚,他们就已经割下一块肉,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观点并不乏古老的先例,尤其是在基督教某些分支教义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十六世纪虔诚的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如是说道:

 

人的思想已完全脱离神的正直,它只构想、贪求和从事那些不敬的、变态的、令人不悦的、肮脏无耻且臭名昭著的事情。人的心已然沉浸在罪恶的毒药中,它呼出的只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

 

如果告诉宗教信徒,令他们相信人类已是恶贯满盈,等待人类的唯有来世的惩罚,这将使宗教信徒们悲伤不已。但是令我更为忧心的是,一些科学与理性的代言人,发展出了一套人性论,而且他们的理论证据充足,有可能成为一种颇具挑战的对人性的预言。例如,美国剧作家罗伯特•奥德利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非洲起源》(African Genesis,1961),在书中他将人类描述为“该隐的孩子”,他如是写道:

 

人是捕食动物,人的天性是手持武器进行杀戮。战争加上扩张领土的本能,铸就了西方男人的伟大成就。梦想可能会激发我们对自由的热爱,但唯有战争和武器,才能使我们得到自由。

 

渴望战争的鼓声,已经被定义为人性的显著特征。这种定义在近几十年中持续蔓延,广泛地影响到进化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外的领域。约翰•格雷有一本书叫做《动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Animals,2013),英国哲学家西蒙•克里曾为此书写了一份书评,发表在《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上。这份书评的开头这样写道:

 

人类不只是制造武器。我们人类本身就是刽子手。我们是肮脏不堪、喜好侵略、暴力成性且贪婪无度的人类。

 

还有美国人类学家拿破仑•莎尼翁。他花了几十年时间来研究委内瑞拉与巴西亚马逊流域的亚诺马米人。在他的畅销书《凶猛的人》(The Fierce People,1968)中,他这样描写部落人的形象:

 

部落人自始至终,一直生活在“持续的战斗冲突”状态。这本书以其广泛的影响力,有力地推广了部落人的这种形象。

 

虽然莎尼翁的研究一直受到强烈批判,但是在我看来,其研究素材的有效性和研究结果的理论价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进化心理学(我更喜欢称之为人类社会生物学)领域中的研究成果,经常被批评为相对缺乏硬数据,而莎尼翁的研究结果虽然在政治上令人反感,却得到专业领域的认可。在莎尼翁的研究结果中,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案例,即在亚诺马米,村庄间的战斗频繁发生且常有伤亡,而且,有杀人经验的亚诺马米男性,比没有杀人经验的男性,有着更高的繁育能力和进化适应性。对于莎尼翁的数据资料,虽然某些专家尚有争议,但总体来说这些资料是可靠有力的。

 

因此,对于莎尼翁此人及其工作,我表示钦佩。但是,后人如何解释莎尼翁对于亚诺马米人的研究,基于莎尼翁的研究成果将产生何种推论,这些都令我逐渐产生寝食难安的感觉。

 

我一直都很担心我的许多同行,怕他们不能正确区分人类暴力和人类战争。因为人类暴力是相对直接的进化起源;而人类战争却更为复杂,牵涉多个层面和许多政治因素。坦率地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暴力是深深根植于人性中的;而战争,却并非如此。亚诺马米人的暴力和男人的适应性,此二者的确显著相关,这种发现虽然引人入胜,但却令我们一叶障目。以至于我们看不到整个人类范围内的非暴力局面,导致我们忽略和低估了那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地区。我们的兴奋和专注,只放在了发动战争方面。

 

作为一名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我一直很希望从人类的普遍特征中,找出某种进化印记,以证明人类的适应性。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认为在莎尼翁的研究中,亚诺马米人中繁育能力强的男子是杀人能手这一发现,可以作为一条有力的证据。但是现在,我不再肯定这一条可否作为证据,这是我曾经的失误。

 

也有一些支持进化论的学者,倾向于选择特定的人类群体作为唯一的参照。不仅是因为对这类群体的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还因为这类群体的故事引人入胜,且这些故事符合我们原有的预期。尤其对于男人来说,这些故事是很有趣的谈资。

 

此时,我们需要记住记者们的准则:“越血腥,越吸引眼球”。我们很难想象哪家报纸的头条会是“法国和德国没有参战”。与此相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件简单死亡事件,都很可能挤上新闻头条。人类对战争的兴趣,从语言词汇的使用情况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据说贝都因人使用将近100种不同的说法来描述骆驼,以区分那些冷静的、精力充沛的、攻击性的、温顺的、或暴躁的等等不同类型的骆驼。虽然我们可以像他们区分骆驼一样,仔细区分许多战争——诸如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美国南北战争、越南战争等等。但是和平的形式,却只有一种。

 

人类特别关注暴力事件,有其进化上的意义。因为不论是人际争斗还是国际战争,毕竟可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当严肃的科学家也将目光投向战争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些科学家可能基于那些对于人类物种的“标准化”定义,对某类事件进行选择性关注,并得出一个简单的研究结论。如果科学家这样做的话,那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问题。

 

莎尼翁的研究非常严重地影响到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类似的现象,在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中都很常见。科学家们往往会把仅从一组样本数据(虽然很精确)中得出的结论,推及到更多更广泛的现象上面。例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2010年做过一项研究,研究的结果令整个心理学界都大跌眼镜。这项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心理学研究都出自于这样的大学生之手,即这些学生的特点是“西方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且民主的”。为了简便起见,有人就把这些特点的首字母拼起来,将这些学生称为“WEIRD”(这个词本是“奇怪”的意思,笔者注)。同样地,人类部落社会数目庞大且千差万别,亚诺马米人只是其中一支而已。鉴于人类文化传统极其巨大的多样性,任何一支单一的人类群体都远远无法代表整个人类。

 

由于亚诺马米人在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都拥有暴力倾向,因此他们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暴力族群的代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相似的部落,那里的人们却不参与任何类似战争的活动。这些部落包括马来西亚的巴迪族、坦桑尼亚的哈扎人、澳大利亚的马图人、六七个南印度的原始土著族群,以及其它许多部落。与那些我们常常挂在口边,来“证明”人类好战天性的部落相比,这些后面提到的部落,可没有哪个缺少任何一点人性。

 

在生物学的黑暗时代,分类学家曾用“模式种”来代表某个物种,但这种想法已被生物学抛弃。厄恩斯特•迈尔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他支持进化论,他曾清楚地证明,统计和种群思想胜过柏拉图的“种类”概念,因为这种所谓的“种类”概念,不仅不能体现人类的生物多样性,更不能反映所有生物的实际多样性。然而,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似乎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他们认为如果对少数几个人类群体加以研究,其结论就能代表整个人类。令人遗憾的是,在讨论人类是否好战这一问题上,这种倾向却有严重的确立“模式群体”的趋势。

 

史蒂文•平克是支持进化论的心理学家,他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1)广受赞誉。书中列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来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论是个人之间的暴力还是大规模的战争,都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平克为了着重强调近代以来的社会规范对社会的改良作用,便夸大了我们本具的战争“天性”。平克声称,“持续地掠夺和争斗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赖伊等人的最新研究指出:纵观进化史我们发现,在新石器革命之前,人类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的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游牧式的狩猎与采摘。虽然个体之间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但是一个部族向另一个部族发起的流血战争,几乎从未出现过。只有当人类实现早期农业盈余,并且产生大规模且整齐有序的部落组织时,战争才开始萌芽;勇士精神和准军事领袖的出现,将战争推向成熟。

 

许多知名科学家也同样被误导了。在《社会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2012)这本书中,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将战争称为“人类代代遗传的诅咒”。我欣赏平克和威尔逊对战争所持的厌恶态度,但是我希望他们在跳入“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行列之前,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并更为仔细地查阅跨文化以及考古证据。

 

人类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战争是如何出现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那么,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是怎样的情形呢?在当今人类社会,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和现代的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有着相同的远古祖先,但是后三者却有着与现代人类完全不同的社会行为,并且黑猩猩和倭猩猩几乎也完全相反。黑猩猩以暴力、群体攻击著称,它们有着明确的搜寻和攻击目标,类似于人类的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从遗传学上来看,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二者与智人之间的遗传距离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倭黑猩猩从不参与暴力,它们以交配而不是好战出名。

 

一方面,进化的力量并没有把人类的攻击性、暴力和战争朝着同一个方向推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人类卑鄙的暴力行为令人毛骨悚然,但同时,我们明显具有恻隐之心和自我克制能力。我们自私的基因可以产生大量肮脏的、破坏性和令人讨厌的行为;而这些相同的自私基因也会使我们做出非凡无私的利他行为。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能够快速地进化,有一部分可能,就是为了在与其他原始人和类人种群在战争式的竞争中获胜,从而使我们的大脑得到激发。但是,我们大脑的进化,也有可能是成功的合作、协调和相互之间的关心所推动的。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建立一个数据模型,来证明相比于好斗的个体及其等位基因,自然选择更加偏爱那些擅长合作的个体及其等位基因。而且,战争对人类经验来讲是全新的,战争更可能是由于文化因素引起,而不是人类的生物因素所产生。同时,在许多物种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自我克制行为系统在发挥作用,因此,这种克制也可能深植于我们人类的天性中。毕竟,即便是在一个战争主导的世界里,真枪实弹的战争其实很少,而和平解决冲突的案例却更为常见。每天都有和解的事例在上演,不仅在个体之间上演,在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我向来都认为,人类并不是生物学上全能的物种,人类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出类拔萃,人类必然在进化方面受到遗传上的限制。我们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像工蜂那样无私利他,或者像深海的安康鱼那样离群索居。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其所有成员都盼望每天做爱十几次,或者期盼完全杜绝性生活。我们的爱好和倾向总是会受到基因层面的制约——请记住这一点,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支持进化论的生物学家所作的论断。当然我很清楚,我自己曾经因为提出可以用基因解释一切的假说而被指控。

 

如果我们能区别何为适应行为、何为习得能力,那将会增进对人类的理解。语言基本上就是一种适应行为,是正常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虽然语言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细节上的差异。相比之下,读和写就是习得能力,读和写不太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直接结果,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发展出来的。同样地,走和跑就是适应行为,翻跟头和倒立都是习得能力。

 

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是一种适应行为,就像是性行为、母子之爱、人际交流等等的行为一样。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行为。然而,战争是人类历史中新近才出现的,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并不规则,而且战争之间的具体差别也很大,战争基本上就是习得能力。习得能力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必然具有的。

 

坦率地讲,暴力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可悲的是暴力深植于人性当中,正如在某些情境之下,对暴力的适应深植于许多其他物种一样。但是战争却是不一样的,战争是一种习得的能力,战争是面向群体的致命性暴力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战争与竞争、愤怒、“激情犯罪”或报复,以及其他形式的杀人区别开来。下面我们用一个不太恰当但是正面的比喻来理解暴力与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婚姻是成年人之间缔结正式关系的庄严行为,婚姻行为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将婚姻视为人类的某种进化适应,而人类的暴力行为与婚姻行为就很相像。同时,在婚礼中,人们会安排新娘送礼仪式或单身聚会,并且在举行婚礼的酒店装扮舞厅、聘请交响乐团,提供大餐和举办舞会。此外,婚礼中还会聘请摄影师、准备婚礼大蛋糕、选聘伴娘、按照习俗将婴儿鞋系到迎亲彩车的保险杠上等等。

 

可以很肯定地说,虽然人们有能力实施这些婚礼相关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都不是人类基因中固有的,而战争,就跟这类婚礼行为很像。同样的道理,平淡无奇而又司空见惯的人际暴力,虽然令人遗憾,但却是人性中真实的一部分。战争虽然更加令人遗憾,但是,在生产线上组装隐形轰炸机其实与新娘送礼会一样,都不是人类天性中的东西。

 

心理学家B. F. 斯金纳曾写到:没有一个理论能改变它所论述的东西;人类一直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个样子”。对大多数现象来说,这句话的确是足够正确。当托勒密的地心说占据统治地位时,太阳系是这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提出更准确的日心说之后,太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重力并没有因为牛顿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但是,关于人性的理论却是相当不同的。当我书写或者演讲不同种属土拨鼠的社会行为和繁殖策略的时候,其中并不包含社会政治倾向。但是当我书写或演讲人类的暴力、侵略或战争时,我是选择喜马拉雅山区温和的雷普查人作为案例,还是选择暴力的亚诺马米人作为证据,这之间可有着巨大的不同。

 

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理论会改变我们的本性。但是,某些理论会改变我们的期待,并随之影响我们的行为,进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如果我们确信托马斯•霍布斯理论是正确的——即人生来就是丑陋残忍的,这必然会影响我们的政治。比如在国家预算项目的比重方面,我们是要在教育和医疗上投入更多呢,还是应在警察和军队方面投入多一些?这种选择很容易导致进一步的自我加强。有多少军备竞赛和国际间的不信任不是由于预先的判断引起的呢?预先就认为对方有侵略性、有潜在威胁,对方具有无可救药的战争狂热等等,这些设想产生的政策和行动,政策和行动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设想。

 

尤其是当谈到战争与和平的话题时,有关人性的基本理论,相比其它进化方面的研究来说,更能产生潜在的威胁或影响。这里所说的其它进化方面的研究,就是指研究现代人是否携带尼安德特人基因,或者基因力量与个体或群体选择等等。我并不是说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语言和意识形态创造了现实。而是我认为,这些特定的思想对一些关键的议题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力,比如说,这些思想,影响到国防开支的级别,影响到是否开战。

 

我并不是说科学的观点应该用其在意识、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效应来衡量。科学与意识形态、神学或伦理学是不同的,科学成果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可证伪性来检验,由此我们才会信赖科学的成果,并且将此成果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因为科学可能会因为其使用者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被不当使用。姑且不说,在某种细微的程度上,研究者通过选择研究对象,就可能无意识地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倒向某个方面。

 

有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将一个或几个人类群体作为代表,来研究整个人类物种。而更为严重的危险,就是某些本来只是“科学界内部的”误导,逐步扩展蔓延,以致于引发社会和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

 

人类的思维方式正在逐渐陷入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上帝对魔鬼;牛仔对印第安人;你要么是我的人,要么就是敌人的人。但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现实更加微妙和复杂。同样地,人类是否“天生”好战且暴力的问题,貌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在过去,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将人类视为“会杀人的猿猴”,而这就是被一根筋式的思维所误导的结果。同样地,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我们人类是普遍地爱好和平且团结合作,那他同样也是被一根筋式的思维所误导。我们的本性既不是卢梭式的,也不是霍布斯式的。相反,我们人类的肩膀上,一边站着天使,另一边站着魔鬼,从两个方向指引着人类进化的可能性。

 

在这些问题上,读者们本来指望能从进化论方面得到一些指引,实际上他们反而因此感到困惑;而且,人类的生物遗传是如此的模糊和矛盾,这也令读者们感到沮丧。读者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人类的某些偏好有着什么样的进化背景,这样的疑问确实是有价值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引导我们回到让•保罗•萨特的论断,即人类“注定要获得自由”。人类在生物学层面并不热衷于战争,这或许让和平的爱好者们松了一口气;但是人类也并没有单方面地倾向于和平,这或许也令和平的爱好者们感到郁闷。可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尽可能诚实地衡量人类的独特处境。

 

人类到底是天生好战,还是有能力实现和平?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希奥多•盖索(亦称为苏斯博士)对人性极为权威的论述可供我们参考,他说:“你有自己的头脑,也有自己的双脚。你可以掌握自己,去任何想去的方向”。如果我们将此论述作为座右铭,认真地对待人性是好战还是爱好和平的问题,那么,这不仅在科学上会更为准确,在社会效应方面也必然是更好的。

 

文章来源:

https://aeon.co/essays/do-human-beings-have-an-instinct-for-waging-war

原文发布日期:2013.09.19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11.02

翻译:周雯雯、刘爱玲、杜杰

 一校:丹秋白玛 二校:圆直、圆和

终审: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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