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瑜伽的积极心理学对西方有何启示?

What Can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Buddhism and

 Yoga Teach the West?

 

作者:杰里米•亨特博士

Jeremy P. Hunter

《意识人类学学刊》第13卷,第2期,61-63页,2002年9月

 

 

作者介绍:

我现于克莱蒙研究大学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担任专业应用助理教授一职。我从事领袖持续发展工作已有十余年的经验,协助他们面对人生剧变和挑战之余,以继续保有其人文原则。

我的工作是通过培育心灵品质来重新定义和提高工作效率。我创立并教授“行政人员的心灵”,这是一系列严格且具有转变力量的管理教育课程,致力实践德鲁克“正人先正己”的主张。

过去17年的日常生活经验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多启示:我身患可能致命的绝症,当我需要进行续命的器官移植手术时,竟有十多个我曾指导过的学生,愿意为我捐献器官。

 

近日,当我翻阅文件时,发现了这篇于2002年在《意识人类学学刊》发表的书评。12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依然中肯。

题名:冉冉升起:评马克·爱泼斯坦(Mark Epstein)的《活着》(Going on Being)和马丁•李维(Martin Levine)的《佛教和瑜伽的积极心理学》(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Buddhism and Yoga),作者:杰里米•亨特博士(Jeremy P. Hunter)

 

营造幸福人生乃是人类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近年在主流西方心理学中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运动,只不过是数千年以来,人类探索幸福的最新努力。柏拉图曾说:“人生在世,不曾省思,年华虚度,枉活一世。”(译注:此言应当是苏格拉底所说,原文为“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虽然我们对此话早已耳熟能详,可是该如何作出省思却语焉不详。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对营造“幸福人生”的方法其实不多,任何一位积极心理学家也会这样告诉你。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自成一派的南亚积极心理学,以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

 

亚洲冥想传统实际上涉及心理学有关个体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观体验。这些固有的修行方法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身体和大脑不可分割;哲学与日常生活问题息息相关;以及系统地作出改变而非纸上谈兵,这个原则在培育美德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亚洲先圣们在探索内心世界的时候,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经验的特质,并发展出训练专注力的方法,系统地改变内心经验。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先锋探索开始,西方对亚洲冥想传统修行方法的理解,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日益成熟。随着参与者的成长,训练有素的本土导师相继出现,这些“内在技巧”的重要性也越加明显。因此,修行的观念亦由边缘兴趣逆袭成近乎主流文化。如今,谈及冥想或者修练瑜伽已经不太会招来怀疑的白眼,若说要保持“正念”也已经见怪不怪。基于同样的热忱,当今人们对积极心理学的兴趣,亦令民众对正念禅修和瑜伽之类的方法产生广泛的热情。再加上近年积极心理学迅速发展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与冥想、瑜伽热潮的交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两部新近出版的著作,马克•爱泼斯坦的《活着》(其副标题援引了积极心理学)和马丁•李维的《佛教和瑜伽的积极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了解这两个系统如何能彼此学习和互相促进。

 

两部书的风格和语言迥异,但却有一共通点,都由西方专业人士撰写,而作者都曾浸淫亚洲冥想修行,并竭力将西方心理学和冥想结合。李维是一位广受尊敬的认知心理学家,爱泼斯坦则是出身哈佛的精神病学家,二人都汲取两家之长而著书立说,为一门新学科——结合西方科学模式与亚洲对精神生活的关注提供了发展可能。[请参阅瓦雷拉(Varela)/汤普森(Thompson)及罗施(Rosch)合著的《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The Embodied Mind)]

 

两者之中,李维的著作更简明易懂,是一部佛教和瑜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入门读物。书中讨论了各自体系内和相互之间的重要课题,着眼于应用实践(除此之外,书中亦有章节博采两家的经典文本和现代研究,探讨有关如何有效地处理愤怒情绪,或者如何透过既富有同理心而又具自信的形式说出“正语”)。对瑜伽和佛教基本理念颇感兴趣的读者(二者并非完全类似,但作者集中讨论二者相似的有用部分),李维的著作是一本深受欢迎的读物。作者介绍了佛教“四谛”、“八正道”的核心观点,前者的性质基本为实证而非形而上学,后者的特点是获得幸福的日常方法。对那些不谙巴利文/梵文术语而头痛不已的读者,本书亦甚有裨益。因为李维在书中不单提供了明确的定义,并将有关术语跟英语/西方的概念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关联。在书中,作者就像一位和蔼的长者,将其多年研究和身体力行所获得的智慧娓娓道来。与此同时,作者亦不时加入自己的反思和附上小诗,令文字意趣盎然,更为可读。

 

爱泼斯坦的《活着》——他的第三本著作,其结构和论述层面则较为复杂。书名来自英国儿童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W. Winnicott)所提出的“继续存在”(going on being)概念,即指人存在的流动状态被淹没在自身的经验中,这也是佛教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本书更类近作者个人经历的叙述。他的挣扎和发现为在西方弘扬佛法奠定下基础,相较晦涩的外语文本,本书能让西方读者更易理解佛法,并与之相关。通过此书,读者亦较容易理解积极心理学如何与现代、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关联起来。同时,作者还简述了佛教在当代西方世界绽放的历史;他在临床实践所获得的微妙感悟,更指出了心理疗法和佛教不谋而合的共通之处(二者均是为寻求个体的真实性),并可以相互借鉴(佛教的禅修方法提供了一种脱离轮回之苦的途径)。爱泼斯坦笔触细腻敏感,不少意蕴精微的文字需要反复阅读,方能全部领会掌握。

 

大体上,两位作者都指出,西方心理学还没有完全掌握客观神经科学和亚洲冥想传统的洞见:没有一个稳定的、固定的自我。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Csikszentmihalyi)或许除外。“无我”这个难以理解的概念,与存在主义者的虚无主义解释,或是与主流心理学自我的具体化(有人或称为神格化)形成鲜明对比。虚无主义的自我没有实意,而具体化的自我则缺乏灵活性。于后者的情况,人会不断接受或者拒绝那些“不是我”的事物;与此同时,生命不断流逝。于前者的情况,则浮生若梦、无足轻重。

 

实质上,不论是无意义的生命还是具体化的自我,都是经验自由的障碍。人们高谈阔论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以及性自由,可是,会限制我们作出各种选择的最基本的自由,却仍未为人所认识和发展;它即是心灵的自由——能选择各自立场和做出回应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源自道德或社会责任——这可能是最吸引反主流文化分子的因素,而是从处理导致痛苦的精神源头所获得的真正自由。这亦不是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所理解的自由,那是一种被动地受限于角色、分工或者地位的自由,相反,这是一种免于受限的自由。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无意义和过度定义之间选择“中道”。自我的“继续存有”并不是一个固定、死板的身份,而是一个建基于现实,在连绵不断的经验上浮动,不断地发展,以及随着回应生命而开展的过程。

 

想达到这种觉知的状态,需要接受系统的专注力训练,清晰地观待现象,并培养一种能接受事物如是这般的态度,包括自我。再次强调,这与失败主义、漠不关心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它是对生命实相实事求是的洞察。只有如是这般地处理事物,才有希望做出改变。

 

约于一百年前,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哈佛大学聆听了著名佛教导师阿努伽里加·达磨波罗法师(Anagarika Dharmapala)的一场讲座之后,曾预言道:“二十五年之后,人人都在学习这种心理学(指佛教)。”然而,这项计划在无意识的土地上走了一段弯路,像老鼠走进了迷宫一样。鉴于积极心理学常被社会科学所忽略,也许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最好的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就是让病人回到人类痛苦更为正常的水平。”实用的积极心理学似乎于此刻才姗姗来迟。

 

文章来源:

http://jeremyhunter.net/2014/01/what-can-buddhist-psychology-teach-the-west/

原文发布日期:2002.09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3.16

翻译:舒坦

一校:拉姆

二校:圆因、Yiyi

终审:铭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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