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回应

A Buddhist Response to Contemporary Dilemmas

of Human Existence

 

作者:菩提比丘

By Ven. Bhikkhu Bodhi

 

 

既然我的演讲以“佛教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回应”为题,那么,我首先应当解释清楚,“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含义是什么。此处,这个词组的具体所指,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全球性贫困、种族仇视、人口过剩、艾滋病蔓延、人权压制、环境掠夺等等。当然,我完全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当代宗教的关注焦点,在这样一个盲目追逐个人利益,极易丧失良知的世界中,宗教担负着呼唤良知的神圣责任。然而,我把以上许多具体问题,视作一种更为基本的,本质上具有精神属性的人类困境的“症候”或“衍生物”,我即将着重谈到的,正是这种基本困境。

 

在我看来,人类的根本问题,就其核心而言,具有意识属性。我简要地将这一问题表征为“基础性生存错位”,这种错位具有认知和道德两个维度。即,它既包括我们对现实理解中方向感的迷失,也包括价值观的扭曲或颠倒,而一种恰当的价值观,应当建立在对现实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由于我们的根本问题属于意识的一个方面,这就意味着,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意识转变的框架之内。它要求我们做出一种努力,在最大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人类处境达到更为准确的把握和理解,继而将人类心灵转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这一方向与这种新理解相一致,它带给人类的是光明与和平,而非冲突与苦难。

 

在讨论宗教对当代各种突出困境可能做出的回应之前,我要对这种生存错位给出一番评论,当今,它在相当比例的人类成员中广为流布。在这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宗教的观点都是保守的;现在,也许应当更为主动,并立即采取行动,去严格审查思维的那些主导模式,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萎顿的基础。

 

我认为,生存错位问题,与某种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据的支配地位紧密关联,这种思想虽然源于西方,但如今已成为整体人类文明的一种典型形式。将这一思想或心灵框架描述为唯物论,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首先,并不是所有接受这一思想的人,都会赞同将唯物论当作哲学论题;其次,对物质进步的痴迷,也并非这种思想的典型特点,而仅是一项次要表现。如果要我用一个简单的表达来揭示它特有的本质,我会称其为“人类生活的彻底世俗化”。

 

历史背景

 

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似乎是源于西方世界人类心智的不平衡发展,这大约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发展对心智的理性、操控和支配能力等给予了过多的重视,付出的代价则是对心灵的直觉、悟性、同情心和整合能力的忽略。随着人类意识的理性、操控性方面逐渐提高至主导地位,导致了世界中可被意识所控制的那些方面被“固化”,即,认为这个世界可以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量化单元”来征服、理解和利用。这种“固化”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有效的实用性观点而止步,而是被转化为一种理论立足点,一种声称具有效力的理论立场。实际上,这意味着,现代科学定义的物质世界,已经成为了现实的立足基础;同时,与其相应的方法论——机械论物理学,则成为了理解其他所有自然、生物、心理和社会现象的范式。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早期奠基者,诸如伽利略、波义尔、笛卡尔和牛顿等,都笃信宗教。对他们来说,信仰全能而仁慈的造物主是研究自然规律的前提。然而,尽管这些科学家们忠于基督教有神论,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大大削弱了神性与自然秩序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是“前现代”世界观的核心。他们只是将上帝视为远古的造物主,是自然规律和道德价值认同标准的赐予者——而这些都是作为神的旨意的表达,由造物主对人类颁布的法律。在他们的思想中,出现了“超验境界”(transcendent sphere)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尖锐二元对立。“确凿事实”这一领域,归根结底是由无意识的物质单元所组成,它们受力学规律的支配,而伦理、价值和理想则被从“事实”领域中移出,归入到内在的主观范畴。

 

时至所谓“启蒙运动”的到来——一批颠覆二元论世界观核心(支持直观唯物论)的思想家的涌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发展也并非还原论方法论到其最终逻辑结果的延续。因为一旦“感知”被尊崇为“认识”的关键,并且“量化”被看作是“现实”的评判标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便是彻底终结对“超自然界”及其全部暗示的信仰。因此,机械唯物论的一种毫不妥协的版本最终占了上风,其公理也随之成为新世界观的支柱。如今,物质已成为唯一的终极现实,任何神性原则都被视作纯粹的想象而遭到抛弃。

 

唯物论在宇宙学和形而上学领域的胜利,对人类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存在的内在维度,以及它所具有的丰富心灵及伦理内涵,仅仅是偶发的上层建筑。内在可以还原为外在,隐化可以还原为可见,人格化可以还原为非人格化。意识成为大脑的高阶功能,个人成为由统计学规律所支配的社会秩序之网的一个节点。人类所有的理念和价值观都被降格为一种幻觉:它们只是动物冲动的投射,意愿实现的理想化。甚至伦理——道德行为的信条,也被解释为表达个人喜好的花哨方式。对道德行为的判断,所提出的任何客观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所有的判断都同样有效。相对主义具有完全的优势地位。

  

生活世俗化

 

我已经相当详细地勾勒出生存错位的知识背景,笔者认为:脱离这一强有力的认知基础,理解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任何尝试,都不会是完整和令人满意的。认知不能仅仅与理论、抽象和不起作用划等号。因为,认知能以一种与简单分析相对抗的微妙方式,对我们生活的情感和真实维度施加巨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它“躲藏在”我们的外向性意识“之背后”起着作用。因此,一旦这种鼓吹“现实的外在维度优先于其内在”的世界观被“认知”层面广为接受,它就会渗入整个文化,引发具有强烈实际可行性及个人化的后果。或许,这些后果的最大特征,可以用本人在文章开头所使用的一个短语概括——生活的彻底世俗化。

 

唯物主义在科学和哲学思想领域的强势地位,在渗透到宗教界之后,便削弱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对于公共事务中个人行为的约束。这些信仰和价值观被降级,归入私人领域,成为了纯粹的个人良知,而那些超越狭隘个体范围的其他生活层面,则被剥夺了宗教意义。因此,现代社会在其发展初期,复制了哲学理论中的二元论:外部世界完全世俗化,而伦理价值和精神生活则被局限于内心世界。

 

在某些方面,毫无疑问,此举是朝向人类解放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它给予了个体遵从个人良知的自由,并且,显著减轻了要求他们服从各种现行宗教信仰体系的压力。尽管这一益处不容低估,但是,世俗主义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胜利,最终却导致了对于任何形式宗教信仰的合理性,或对其作为伦理价值超然守护者地位的怀疑,因而,为经常以个人自由为借口的普遍道德败坏打开了方便之门。

 

社会准则的二元分化,仅仅是现代时期早期阶段的标志,正如这个时期哲学二元论尚未拥有最终的权威。原因在于,世俗化进程甚至不尊重属于个人和隐私的范畴。一旦世俗化进程“吞并”了社会秩序,人类生活的整个重心便由内而转外,从永恒转向当下。在由权力、利润、一致性等渴求所驱使的社会准则的引领之下,世俗化侵入了人们生活中最为敏感的私人领域。暂时而庸俗的各种偏见逐渐吞噬了我们的生活,以致在某种程度上,诸如救赎、觉悟和救助等观念,顶多也只用来作为精神口号,激发情绪化的虔诚。社会世俗化的首要后果是,它创建出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内在的隐私边界都成为必须被拆除的藩篱。因此,人们发现,商业财团和政治组织已经盘算好,去挖掘并利用最为私密的个人欲望和幻想,从而确保其优势,并增加他们的财富和增强他们的权力。

 

世俗化在人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绝不意味着大多数世俗社会中的人群公开反对宗教,并认可这种世俗目标的终极性。远非如此。因为人类心智展现出惊人的能力,能够同时在不同层面上运作,即便这些层面是由对立的操作原理所维系。因此,某些特定文化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会祈祷上帝或顶礼佛陀;会去教堂或寺院;会表达对宗教理念的赞美;也会按照祖辈信仰对他们的寄望而遵守例行的宗教仪式。对宗教情感的诉诸会成为一种强力方式,以激发起情绪的波涛和对忠诚的表达,甚至在不确定议题上,可以唤起整体人群对宗派立场的支持。

 

对宗教理想的这种忠诚并非纯属做做姿态,而是一种允许内在相互矛盾的感情共存的能力——它使得我们能够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世俗社会中的人们会衷心表达对宗教的敬畏,并且极力肯定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的真实兴趣却落在别处,与现世生活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人生中占据主宰地位的动机不再是心灵净化,而是产品的生产;不再是人格培养,而是商品的消费以及感官之乐的享受。只要宗教不是粗暴地强迫我们背负起任何十字架,它可以被允许徘徊在思想边缘,甚至被邀请进入人们的心灵会所。

 

这种生存错位对很多方面影响重大。在对人们生活的直接影响中,最具警示的就是:自古以来,道德准则对人类行为起规范作用的这一功效,如今却衰退了。本人并不打算粉饰人类的过去;人性从来就未特别地美好过,历史书中也热闹地讲述过人类的贪婪、无知和暴力。我必须难过地补充一句,有组织的宗教经常被列在最糟糕的犯规者之中。然而,尽管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还是要声明:至少在过去的某一些时代,我们的祖先推崇伦理理念,将其作为值得效仿和被认可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被当作生活的恰当指导准则。

 

尽管存在上述历史缺陷,但是,宗教确实为各种文化背景中的无数人提供了存在的意义,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根植于“终极实在”,并且作为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正被引向这一“实在”。然而,如今我们已经彻底背离了这一“超越”(而转向世俗化),失落了曾经对我们的日常选择和决策起指导作用的原则。其导致的恶果非常明显,道德沦丧以惊人速度席卷了世界上每一个所谓的文明地带。在自封的发达世界中,城市变成了“都市丛林”;作为逃避焦虑和绝望的简便途径,酒和毒品泛滥;色情刺激性娱乐流于越来越低俗的形式;枪支文化甚至唆使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以谋杀和残害来排遣人生厌烦。最可悲的是,家庭已无力让孩子们学到礼仪和个人责任,从而失去了作为培训基础的这一关键功能。相反,它成为了一个仅仅供它的成员满足个人私欲的方便和脆弱的联接体,而每个成员的满足通常以其他成员的牺牲为代价。虽然这种趋势尚未在斯里兰卡泛滥,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苗头正在出现;因此,随着现代化的传播,人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来面对这一切。

 

宗教维度

 

随着人类向着21世纪的迈进,我们内在精神核心中,与“存在”相关的裂痕依然在持续着。我们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的不断失败加重了这种痛苦,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可以被我们复杂的技术能力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这些顽疾,加上旧问题解决之后又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似乎在嘲弄我们善意的企图——在完全世俗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想化的天堂。

 

当然,我不认为对宗教意识的重新发现本身足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它们的成因过于广泛多样、复杂,难以对其进行任何简单解释。但是我相信,现代人类的信仰危机,与各个层面种类繁多的社会和政治悲剧密切关联在一起。我想补充的是,其中某些层面,已经远远超出了理性理解的范畴,并且无法以线性因果律进行分析。本人将把这种“关联”视作是人类灵魂中腐蚀性疾病的“共生”显现,该疾病即是自私和贪欲;或者,视作佛教所指的三种根本烦恼(贪、嗔、痴三毒)的“业力反冲”,而三毒在当代变得如此猖獗。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任何治愈人类社会、地球和世界的希望,必须包含人们自我疗愈的深层次过程。而且,在我看来,既然这种疗愈的成功,唯有将人类的生活目标重新指向“终极实在”和“至善”方能实现,那么,其“治疗过程”必须在宗教的维度上进行。

 

对于恢复宗教维度在人类生活的恰当角色所需的所有元素,鉴于个人非常有限的能力,我很难在本文中全部描绘出来。但是,我将首先简要提及两种宗教方法,它们在回应我们的“生存错位”中已经崭露头角;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不充分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支路”。然后,本人将以一种尝试和探索的方式,简要阐述一下,为了解答当今人类内心激荡着的深层渴望,宗教必须做出的几点回应。

 

在我看来,有两种宗教现象皆为错误的弯路,最终必须被摈弃,这就是原教旨主义和精神折衷主义。二者的兴起,都是对人类当代无处不在的世俗化的“反作用”;二者所谈的,都是对真实精神价值的广泛渴求——它超出了商业及世俗文化所能提供的。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对于我们的需求,二者均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毋庸置疑,原教旨主义具有宗教复兴的特点。然而,我认为,它未能具备作为一种真正精神类型的宗教信仰所应有的特质,因为它没有达到真正灵性的标准。我在广义上将这个标准表述为:对超越自我意识的局限性的探求。而原教旨主义,就我的理解而言,是以借助人类的弱点,即通过煽动人的自我意识和狭隘易变的“小我”利益,而汲取力量。原教旨主义的心理状态是教条主义式的;它将人类社会分为对立的“两极”,即“内者”和“外者”两大阵营;它所颁布的是一种攻击性的策略:对于“外者”,要么对其施以暴力,要么劝诱他们改变信仰。它并没有将我们引向以爱为基础的无私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接纳——而这些,才是真正灵性的要素。

 

精神折衷主义于时下的西方世界中无处不在——它则由相反的逻辑原则所支配。它的目标是兼容并蓄,将各式各样的准宗教门类全部拉进来,包括:瑜伽、唯灵论、通灵、占星术、信仰疗法、冥想、《易经》、特殊膳食、卡巴拉(Cabbala,犹太神秘哲学)等等。并将所有的这一切,以一种任其挑选的方式提供给探求者;“一切皆对,万事皆可”。这种折衷主义所揭示的,往往是对于真正的灵性体验的渴望,对于比实用主义的唯物论更具包容性的视野的渴望。但是,它失败了,因为它将一些深奥的学科,从其作为“活的”信仰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然后糅合成一堆不成形,缺乏主干或主旨的“大杂烩”。这种折衷主义,其心理状态只是对舒适的愉悦感的浪漫而杂乱的渴望,而非一种严肃的信奉。因为缺乏鉴别力,它经常一步一步地陷入自恋和神秘主义,甚至堕入魔道。

 

我相信,满足人类精神渴求的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出自伟大的经典宗教传统信仰。而且,我必须坦承,本人确信:能够最好地解决人类当代重大“存在问题”的宗教传统,就是佛教,尤其是基于巴利文经典的原始佛教。然而,就更为普遍的应用而言,我会坚持认为,任何伟大的宗教,如果要获得新的现实意义,就必须达成某些非常精细、非常困难的平衡。它必须既要葆有对创始人和古代大师的开创性见解的虔诚,又要具备技巧及变通,以一种直接与久远以来的紧迫生存需求挂钩的方式,确切地表述这些见解,并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令人愉悦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很容易走极端,偏向一方而牺牲了另一方:要么固守久远以来的表述而牺牲其现时的实用性,要么过于随意地歪曲其基本教理,以致于使它们的深层精神活力丧失殆尽。将对于传统的忠诚,与当代关切的注重点融合起来的中间道路——往往是最为艰难的。

 

总之,我认为,当代任何宗教都必须牢记的一项重要教训就是:宗教的任务是解放,而不是奴役,人类曾如此痛苦地承载过一段违背这一宗旨的历史。宗教之目的,应该能够让其信众趋向于“至善”的实现,并且,要把这种“实现”所带来的力量运用于承担世间的生活。它的目的,不是让个体隶属于某个机构,不是增加信众的人数,也不是把个人良知献祭于神坛之上。

 

尽管各大宗教的信仰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认为,它们之间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共同关注领域,使它们能够在这个混乱时代团结起来。在无知的暴力和庸俗的轻佻撕扯着世界之时,至关重要的是,各大宗教的代表们应当面对面地交流各自的洞见,以寻求彼此之间更为深入的理解。如果各大宗教打算就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精神困境提出有意义的见解,它们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当代宗教的任务

 

在这里,我会提到当今主要宗教传统面临的若干挑战,然后,我也会从本人所信仰的宗教的视角,对上座部佛教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能方式予以非常简要地概述。我会将这些留给参与对话的基督教学者,让他们自行判断,这些观点是否具有足够的分量,值得其重视,并且,从他们自方信仰的角度,给出解决方案。

 

1)哲学的桥梁

我要讨论的第一个挑战,虽然在根本上属于哲学范畴,但是具有巨大的影响深远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要超越那种根本性的“二分法”,即,科学唯物论在“真实事实”,也就是客观物理过程,和价值观这两个领域之间所安置的分别。唯物论世界观通过将价值观和精神理想归属为一种私人主体性的东西,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可能会对道德的任何客观基础造成毁坏,危及其牢固性;它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普遍性道德滑坡。要阻止这一趋势,我并不认为单靠道德劝诫就已足够。如果道德要发挥其有效指导行为的功能,就不能仅仅当作一项自我调整的方案而提出,而是必须被纳入一个更全面的精神体系,该体系将道德基于一种超个人的次序之上。宗教必须以最清晰的术语申明,道德和伦理价值并非仅仅一件个人观点的饰品,也不是主观性的上层建筑,而是深植于现实核心的宇宙内在法则。

 

在佛陀的教导中,道德的客观基础,是业力法则以及作为这一法则必然结果的轮回教义。按照业力法则,人的各种有动机的行为,具有一种固有的潜力,它会为行为者带来与其行为的道德属性相应的果报。果报的成熟,有时会在现世,有时会在未来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一无法逃避、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则,将人的行为与其后果连接起来,我们受到的报应,正是我们应得的。因此,我们具有确定道德属性的各种行为,是构建自己命运的砖块:我们终将收获到自身行为之果,并且,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我们构建着今生或者来世的幸福和痛苦。

 

在佛陀的教法中,业力法则和宇宙的运行规则是密不可分的。佛教典籍中提到的五种宇宙法则,每一种在其自身领域内都完美有效:无生机的物质的规律(utuniyama时节定律)、生物体的规律 (bijaniyama种子定律)、意识的规律(cittaniyama心的法则)、业力或业因果规律(kammaniyama业因果律),以及精神发展规律(dhammataniyama法性规则)。主导西方世界的科学之所以得以繁荣,应归因于其对上述法则中前两种法则的独有关注。作为一名佛教徒,我认为,宇宙真相的全貌,必须将全部五项考虑在内,并且,在达成这种全貌的基础之上,我们能够将道德和精神价值还原至它们在整体中的恰当位置。

 

2)行为准则

第二项挑战,同第一项关系密切,是提出具体的正确行为规范,这种规范能将我们从道德困惑的泥潭里拉出来。前文提到的第一项,是在理论面上的运作,而这一项却更贴近实践范畴。此处,我们并没有过多牵涉到为道德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基础,而是要严格地确定,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能够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和平起到促进作用。在这方面,我认为,道德善行最殊胜的指南仍属佛教的五戒。依据佛教经典,这些戒律并不是佛教所独有的,但是它们构成了道德的普遍原则,被所有推崇美德的文化所奉行。“五戒”可以从所禁止的行为和所提倡的美德两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当前,有必要对这两个方面予以同等的重视,正如佛陀在经中亲自宣说的那样。

 

这些戒律是:

1.不杀生,以仁慈和怜悯来对待一切生命。

2.不偷盗,诚实、尊重他人财产、关心自然环境。

3.不邪淫,即,要在婚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恪守责任和承诺。

4.不妄语,对在与他人交往中说真话的承诺。

5.不饮用含酒精饮料、毒品和麻醉剂,要保持清醒和自律。

通过这五条戒律的内容,可以看到,除了长期的因果作用(这属于信仰层面)之外,它们当下就能给人们自身带来平静和快乐,同时还能给这些行为所波及的人带去幸福和安宁。

 

3)人类状况的诊断

宗教的第三个任务是:根据其基本的传统教义,对人类现状做出精确诊断。从佛教视角而言,我认为,佛陀在四圣谛中给出的分析依然完全有效。这一分析不但无需任何修正和重释,而且,不论是2500年的世界历史,还是当今的人类现状,都在证实着它敏锐的洞察力和实用性。

 

四圣谛宣告,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是“苦”。经典文本中列举了不同类型的痛苦,诸如身体痛苦、心理痛苦和精神痛苦;在当今时代,我们也应重视折磨脆弱人性的无数社会苦难。根据四圣谛的第二谛,痛苦之因不在于别处,而正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执著和无明,以及我们的贪、瞋、痴烦恼。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由第三谛宣说,它告诉我们,痛苦的解脱,也必须通过“心”,通过根除作为痛苦之因的三毒烦恼来实现。进一步,第四谛教给我们根除烦恼的方法,即八正道,以及戒定慧三学。

 

4)训练的实用方法  

下一点,是第三个任务在实践方面的延伸。当一种宗教对人类的状况作出了诊断,揭示了我们内心痛苦的根源,那么,它必须为我们提供具体指导,以完成对心智进行训练和掌控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当代宗教的一个重心,必须是对“心”的认识和对它的转化。这就需要一类实践性的准则,籍此我们可以对自身达到一种更深的洞察,并且逐渐地引发非常基本的内在变化。对此,佛教提供了大量久经检验的教法和修法,以应对这一挑战。它包含了完整的心理分析体系,强有力的禅修技巧,通过它们,能够引至对教理的实际证悟。  

 

在当今这一时代,闻法和修行将不再仅限于各宗教的道场内部,也会传播到普通人群中,正如整个佛教世界在东方和西方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民主精神以及实践方法的成功标志,就是心智发展的途径可以向任何人提供——只要他愿意付出努力。在宗教体验的维度,基督教可以从佛教得到很多借鉴,并且我相信,如果基督教想要在未来对人类仍具有现实意义,就必须重新发掘自己在冥想方面的传承,同时要制定出可用的、具有深刻转化力的训练方法,提供给它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

 

5)人类社会的保护

我将讨论的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各宗教需要重新肯定并积极展示这样一种价值观,它对人类达到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状态具有特别关键的作用。这种价值观必须被转化为践行爱与仁慈伟大美德的具体行动方案。因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全人类福祉的重任。面对着如此之多的残忍和暴力,所有宗教都需要强调的是,建立起全球责任意识,关心所有生命的福祉,以及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爱与慈悲必须付诸行动,以努力减轻他人的痛苦,并且确保受到压迫和折磨的人们获得全部曾被剥夺的机会。

 

在这一方面,基督教通过它的“社会福音”,已经展现出比佛教多得多的主动性;而佛教太多地将因果报应的教义错误地解读为宿命论,因而抑制它的社会行动。但是,佛教对其社会指向基础的表述,已经在佛法经典中找到,尤其是在对四梵天或“神的住所”的描述中,以慈爱众生、怜悯一切痛苦的人、随喜他人的善行,以及不带任何歧视的平等心作为理想社会的美德。佛教参与社会的方式已经出现,毫无疑问,它将成为宗教在未来的一种重要发展。

 

我想以提请对以下事实的注意来结束这个话题:为了应对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两项关键性的任务需要宗教界完成。第一、帮助个人彻底了解自身个体生存的终极真相,向着“终极之善”、“无条件实相”的方向发展,并于此获得真正的解脱。第二、是解答关于“展现之善”的问题:人类社会问题,促进和平、和谐和友谊等。在《杂阿含经•念处相应》中,佛陀用一个简单开示完美概括了将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的迫切性。

 

世尊说:“己自护时即是护他,他自护时亦是护己。”

然后,世尊解释说,“己自护时即是护他”指的是禅修,籍此可以清除自心的染污,并得以洞察世界的真实本性。对“他自护时亦是护己”,佛陀解释为,通过培养忍辱、仁爱和慈悲等美德,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人免受伤害和痛苦。我相信,在今天,宗教如果希望将人类从黑暗与绝望的边缘,引向灵性光辉和自由的疆域,那么,以上两大原则——佛教称为智与悲,基督教称为真知与爱,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来源: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response.html

发布日期:1994年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1.17

翻译:寂茹

一校:夜飞雪

二校:逐月

三校:央金措

终审:歌者、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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