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佛教方法

A Buddh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作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

 


作者介绍:

菩提比丘是一位美国僧人,1944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66年获得布鲁克林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

二十多岁时,他即被佛教吸引,大学毕业后前往斯里兰卡,1972年于斯里兰卡近代顶尖学者阿难达麦崔亚长老尊前得受沙弥戒,次年得受比丘戒。

1984年,菩提比丘受命成为斯里兰卡佛教出版协会编辑,1988年升为会长。2002年回到美国,现居庄严寺,并于该寺和菩提寺传法,目前为美国印顺导师基金会主席。


在本文中,我将以佛陀的教法作为观察视角,来考察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普遍理念。我认为,如果佛教主张的发展模式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不相容,理解其中的原因便很重要。因此,我首先从佛教的角度去检视当今社会最主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分析家所支持的发展模式。揭示该模式所显露的缺陷后,我将简述一些基于佛教原则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指导性的替代方案。由于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知识掌握得不多,因此我的评论可能非常笼统,但只要与佛法的精神和伦理原则一致,即便是泛泛而谈,我想也会有所助益。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政界、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们的集结号。因此,这一理念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决策方面,都对全人类的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虽然佛教经典为指导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确立了某些原则,但主导了当今政策规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在早期却没有明确的相应物。因此,为了找到针对本论题的恰当对治方法,我们便不能仅听从于经典文本,而是必须说明影响当今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含义,然后以佛法提供的深刻视角作为工具来评判它们的价值。

 

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被西方国家,尤其被美国的模式所影响着。东西方的政治领袖和商业巨头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经济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依从的标准,是包治贫穷、暴力和不公正等人类社会顽疾的灵丹妙药。“发展”一词暗含了一个衡量标准,世界各国根据实现这一标准的相关成就被划分等级。成功贯彻实施了这一理念的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那些还没有达到标准的国家,则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这样,西方世界领先在前,其他国家奋力追赶在后,所有国家沿着同一方向、同一轨道发展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在这层意义上,一个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几乎仅由它的经济来决定。人们理解中的发达国家,就是以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中的高科技应用来驱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发展的轨道由纵向和横向两条轴线确立:纵轴是技术和产品的更新,横轴是生产和分配的增长。在这样的社会中,其余的社会秩序都从属于经济,以此方式而使经济的功能与效率达到最大化。他们为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提供的合理化解释是:以大规模生产和商品的广泛分配为特点的高效能经济,是提升公共福利的必要手段。它的支持者坚持认为,通过不断提升生产和分配水平,终将惠及到每个人的巨大财富会被创造出来,从而确保人人都能分得一杯羹。

 

在此理论基础上,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便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畏于西方国家巨大的技术实力和物质财富,其他国家选择了步其后尘。此模式深深影响了佛教世界中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发展经济以适应工业生产和高科技的应用。如此,对这些国家中肩负着引领佛教未来发展重任的人来说,考量这种模式带来的诸多后果便至关重要。

 

仔细审视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概念,至少需要一篇完整的论文才能论述,因此在这篇简短的演讲稿中,我仅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一、对其他国家而言,效仿西方模式真的可行吗?二、如果可行,它真的可取吗?第一个问题是相当独立于佛教观点的,因为它所包含的思考不涉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第二个问题则引入了佛教的视角,并质疑西方的发展途径是否与广弘佛陀的教言真正兼容。

 

如此模式对所有国家都可行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该模式不仅对追求西方发展道路的其他国家行不通,即便对西方经济体(以及那些“新型工业化国家”)而言,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不危及彼此也几乎不可能。通过高科技和工业化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带来了一连串近乎灾难性的后果,暗中威胁着有情赖以生存的系统。

 

人类经济并不是运行在一个广阔的、资源取之不尽的空间里。相反,它处于一个封闭、有限并且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每当经济扩张时,都会从生态系统中攫取更多资源,并将很多废弃物排放回去,加重生态系统的负担。生态体系的承载力是有极限的,超过了便没有东西可供消费。但是远在人类经济达到这个极限之前它会先越过一个阈值,超越这个阈值后,脆弱的生态系统结构就会被严重破坏而无法再维持高级的生命形式。

 

我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那个临界值,但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预知,因为自然系统会自下而上非常缓慢地瓦解,最后的劫难并不会立即显露狰容。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人口将以50%的速度增长,环境遭受的压力必定会提升至更危险的水平,这种情况将会随着全球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而继续恶化。继续沿着扩张性工业生产的道路前进,不仅对第三世界国家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并且,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身的生存也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对北半球施加压力,以大幅降低现有的高生产和高消费水平,并采取更有利于全世界生态健康的新的经济组织模式。

 

它可取吗?

 

第二个问题,我先假设(实际与事实相反)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是可行的,然后再探讨以佛教的观点看它是否依然可取。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种模式预示着生态灾难,那么连提出以上问题都显得没有必要。假如人类真有他们宣称的那样理性,那么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们的领导者、决策者们正飞蛾扑火般地依旧把经济增长当成解决各自领域内重大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简而言之,我认为西方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看,这种发展模式必定会给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不可避免的、极具危害性的后果。下面我们就每一方面逐条检视。

 

(a)经济

全球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主张以持续的增长作为消除贫穷和确保共同繁荣的手段。表达这一传统观念的口号就是“水涨船高”。然而,经过五十多年不间断的全球性发展,我们发现贫富差距比以往更大,并且这种差距的扩大几乎与经济增长程度呈正相关。无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大多数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都在日渐拉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球经济增长了5倍,国际贸易增长了12倍,海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4—36倍。然而,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占世界人口20%的北半球却拥有世界收入的80%,而20%的底层人口只拥有世界收入的1.4%。最富足的20%人口的总体收入,与最贫穷的20%人口的总体收入之间相差60倍,这个差距在1950年时为30倍,现在却是那时的两倍。简而言之,50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预期憧憬和承诺的全球受益。相反,所创造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极少数的企业和金融精英手中,即便是现在的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更深地陷入了不安与贫困中。

 

b)社会

工业增长型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同样糟糕。传统的佛教社会以高度的社会凝聚力和强烈的团体意识为特征,其成员之间有着以家庭为起点的丰富关系网络,这为个人提供了深厚的归宿感。大多数人都靠温饱型农业生产、手工艺、小规模商品交易和直接接触消费者的职业来谋生。民众所获的精神指引来自于僧团——比丘和比丘尼的开示,他们不仅向世俗社会传达佛陀的教导,也作为达到终极目标“涅槃”所需的精神美德的生动实例,屹立在世俗社会的顶端。

 

人类社会从殖民时代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维系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乱作了一团。为了种植供应全球市场的经济作物,小农场被大庄园吞没。小工厂被跨国公司吞并,工匠在批量生产的廉价产品面前变得多余,四处蔓延的超市和连锁店致使小零售商破产。

 

由于人们被剥夺了土地和生意,失业率攀升,大量人口涌入了城市,他们到工厂去找工作,住在不断扩张的贫民区中。工厂工人辛苦地干着枯燥的工作,工时长,收入低,有时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团体的亲密关系在市场经济的重击下突然断裂。这一重击使人们饱受创伤。人们发现自己漂泊在缺乏信任的汪洋中,传统社会特有的密切私人关系被冷漠的陌生人间的对抗所取代。人们不是通过合作取得共同的利益,而是被迫在残酷的斗争中与他人竞争,只有牺牲别人的利益才能赢得自己的生存。

 

家庭关系同样分崩离析:首先是联系紧密的大家庭分解成自我封闭的小家庭;进而,小家庭再度分裂,留下了破裂的婚姻、孤独的成年人和缺乏关爱的孩子们。无家可归、犯罪率上升、卖淫及虐待儿童、未成年犯罪、自杀、酗酒和吸毒,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在当今如此普遍的衰退症候中,这种社会体制的堕落本质都一览无余。

 

c)文化

在传统的佛教社会中,大众对财富和商品积累的关注是服务于道德和精神美德追求的。佛法,作为对思想和行为至高无上的教导,激励人们培养纯粹、知足、慷慨和无私的品质。智慧被置于世间聪明之上而受到珍视,道德的纯洁被置于财富和地位之上获得尊崇。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崛起,当对获得、占有和消费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永无餍足的暴君时,一切都改变了。

 

摈除传统佛教文化所奉行的观点,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与生俱来的需求。所以,期待仅仅通过为大公司注入佛教戒律的方法进行改革是很幼稚的想法。企业经济的驱动引擎就是对利润增长的需求,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系统地砍掉所有阻止贪欲的传统价值观。要达成这一目的,企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去直接攻击,他们通常会支持这种道德价值观,然而通过巧妙地操控人们的认知以及深层潜意识中的思维方式,企业制度逐渐把人们转化成以无限制购买和享受工业制品为生活中心的消费者。年轻人是最敏感的目标人群,市场经济会刺激他们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名气和地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所有、所穿、所唱和所食。

 

入侵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电视、影院、视频、音乐,这些都在加剧全球性的文化专制,使得所有的传统多样性就此终结。连锁店和购物中心通过为上层社会提供精华商品,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攻击最直接的代言人还是广告行业,它向人们心中植入了一个坚固的信念:生活的主要目的无非就是攫取和享受,无需多虑和克制。

 

佛教的发展指导方针

 

在当今的历史节点上,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个设计巧妙又已证明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是很困难的。站在第三个千年的门槛上,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在那里我们必须通过反复的试验找出解决这些巨大难题的新方法。目标虽足够清晰,但随着全球工业经济将世界推向灾难的边缘,我们也只能设想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别无他法,并且,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区积极寻找新的模式。下文我将列举几个以佛教方法引导社会发展的简单指导方针。

 

佛教必须承担的首要任务是扭转一种奇怪的逻辑倒置,这种颠倒逻辑是工业增长发展模式的核心。当我们用佛陀的教义去审视这个模式,就会立即发现,这种模式依赖于对具体的现实生活经验进行高度的抽象。这种抽象至少出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传统文化社会秩序中占从属地位的经济被从适当范围中抽出,作为判断社会福利的主要标准。似乎这还不够,第二阶段,经济的健康只通过定量术语GNP(国民生产总值)或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加以量化。这些指标只能衡量一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交换总值。它们全然无法显示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定性性质;记录不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生态成本;也只字不提所创造的财富如何在国民中进行分配。然而,这种执著于增强GDP的短视行为却吸引着各地的决策者,几乎指导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这种狭隘的视野助长了一种双重寄生现象,经济借以成为了社会秩序中的寄生虫,二者又联手破坏着地球脆弱的生态系统。

 

佛陀的四圣谛为我们诊断这种畸形观点形成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前因即是看不到事物本来面目的无明,无明为欲望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并将全社会置于欲望的统治之下。看一看全球发展竞赛后留下的废墟,就会发现这一点已被充分证实。

 

任何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佛教方法必须以“法”(Dhamma )这一基本概念为基础。法是由佛陀证悟并通过其教言而传播的本然、独立自存、正确和真实的法则。法居首要地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政策自始至终必须由道德规范来引导。这些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个人和他人的主观判断,而且是写进物质结构里的真实、不变的法则。这并不意味着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行之有效。选择可以有很多,正如自然风景的多样化。但是任何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的福利系统都必须基于健全的伦理原则,鼓励人们在生活中谋求道德节操。一个与法背道而驰、鼓励和纵容不道德行为的社会系统,必定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和贫困,除了人类之外,还会波及整个自然秩序。对此,我们可以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看到实实在在的例证。“自私、贪婪和无节制消费是进步的关键”,这一观点带来的强大破坏力一定会把我们推向全球性的覆灭。

 

从法的中心性到社会秩序,一直有两个附属原则不离左右:一个与经济领域相关,一个与社会环境相关。指导经济方面的应该是“自足原则”,它的意思就是适可而止。“自足原则”既是有助于保持心理平衡的精神保健法,也是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的生态智慧。从这两方面看,“自足原则”促进了健全的经济制度的产生,这种经济制度字面上可被称为“家园管理”,它是我们内在的心灵家园和外在的自然世界家园的合理秩序。

 

作为精神保健的准则,自足原则充分建立在对人类需求层次的洞察上。简单说来,即是物质需求层面的满足有一个饱和点,超过了这个点,继续追求物质的满足就会有害。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全盘接受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拒绝让自己享受哪怕是生活中最纯真的快乐。而是说,当人们追求超过自己自然需求的财富和声色犬马的生活时,便会付出其他的需求作为代价,例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些都与满足感同样重要。因此他们违背了人性的法则,给他们自己和因他们的贪婪而牺牲的一切都带来了灾难。

 

作为生态智慧的方针,自足原则让我们知道:生态系统不可逾越的界限决定了经济增长存在的先天局限。若追求超越这些局限,经济扩张就会寄生在人类的身心健康以及大自然的再生能力上。具体到我们现今的形势,自足原则告诉我们:就生产的持续扩张和技术过度创新的意义而言,经济发展恰恰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并太过发达了,我们的科技已经太精妙,太强大,充满了太多像我们自身一样不可靠的道德风险。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精简和缩编:削减武器生产,减少浪费的奢侈品行业,精简以炫耀性消费作为推动引擎的经济。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需要质的改进,使我们的技术更加谦虚和人性化,对整个生物圈更加有利。最重要的是,我们更需要注重经济公正和社会公平,这样就不会有人被剥夺公平的生活水准。

 

指导社会活动的应当是合作与和谐的原则。但合作必须被注入道德动机,并被道德动机所驱动。超级大国之间主宰全球政治秩序的合作旨在维护各自的私利,这种合作并非我们所需要;而通过公司兼并、收购和商业垄断联盟来控制世界经济的合作,也并非与佛法相符的合作。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促进的是竞争,而非合作;如今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中心词也是竞争。对竞争的强调必然会制造冲突和怨恨,从而把社会系统分裂为众多敌对的派系。而建立在佛法基础上的社会,会认识到每个人都应当以增进其所属的大团体的善利为己任,至少不应用伤害他人的方式寻求实现私利。这种理念被佛陀巧妙地归结为“六和敬原则”教导给僧众,即: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事、利和同均、戒和同修、见和同解。

 

以佛教方法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把社会成员的幸福作为控制政策制定的首要标准,且这种幸福应该是全面虑及了各种因素。经济作为附属领域内置在广博的社会体系中,自有他应属的位置;反过来,社会系统应被视为整个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所有生命必不可少的基础。因而,经济发展应该在不伤害人类社会所寄居的自然系统的基础上,沿着增上社会秩序的幸福、健康的路线进行。佛教式的社会政策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简单地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也能够对提升社会成员内在的审美丰富性和心理完整性产生积极的利益。

 

反过来,社会秩序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社会需被视为由个体而来的抽象概念。这样,当我们谈到提升社会幸福时,它的终极含义是社会政策必须寻求提升个体的幸福。如何着手提升人民的幸福,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如果我们对人性持唯物主义观点,我们的努力会首先指向确保人民物质需求的满足,届时我们会认为没有理由关注其他因素。可是,如果我们还对人性持有更多精神层面的理解,就会发现高于物质繁荣的其他需求也在召唤我们。

 

佛陀的教法提供给我们一个宽泛的概念:人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体,有着多样的需求,只有这些需求都得到满足时才会快乐和幸福。本文把这些需求根据重要性划分为三个明确的层级。最基础的层级即是生理需求,也就是对生存最基本的必需品的需求:衣、食、舒适的居所、医疗、交通、能源、工具等等。第二层级是社会需求:教育、家庭、友谊和亲密关系、社团活动以及有意义的工作。最高的一级是精神需求:希求道德上的诚实正直、精神上的成长,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智慧感悟。

 

以佛教原则为引导的社会秩序,将会为满足以上所有的需求创造机会,并且没有人会因为追求懂得知足的生活而失意受挫。确保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是佛教化社会秩序的开端。而从佛教教育观的需求等级来看,它并不像现代文化的特色那样,只狭隘地鼓励追求物质满足和感官享受。佛教指出对奢华和富裕的盲目追求是痛苦的根本原因,并鼓励克制、简朴和少欲知足。又通过颂扬慷慨是一种基本美德和优秀者的标志,促进了生活必需品的广泛分配,如此也就不会有人罹受匮乏之苦了。

 

然而,在佛教看来,物质的满足只是追求更高目标的开始。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会自然地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聚集到一起,这就意味着佛教原则指引下的社会秩序主要由小规模的社区组成,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做出有益的贡献。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只有小规模的社会安排才能把人们从毫无意义的不幸深渊中拯救出来。从佛教的角度,不得不说我们时代的特征——众多受污染的巨型城市和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政治——已偏离了真正对人类福祉有益的自然秩序,也歪曲了我们进行公共参与的本能需求。

 

秉承佛教原则的地方社区,会将大家庭作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单位。这些家庭将以佛教的见解和价值观作为指导,并代代相传。《善生经》(长部 NO.31)为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范本,在经中佛陀详细说明了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雇主和雇员、朋友、老师和学生、出家人和在家人之间的相互责任。

 

与这种社会组织模式最协调的经济将是小规模和局域性的经济,使用的是不会耗尽自然资源的简单技术。在这种经济中,产品主要针对区域性消费,所以,生产者和消费者将会面对面地直接接触。若把小规模的地方经济整合成更广大的国家和世界经济,就必须要制定出一些模式,但整个系统的驱动引擎应该是物质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提升,而不是商业利润和无限的扩张。

 

但即便有繁荣的经济和和谐的社会秩序,也不能满足人类心灵的深层次需求:对意义的需求,即对我们的生命所应当围绕的终极目的,以及一条可以引导我们穿越生命中艰难抉择丛林的可行之路的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宗教得到满足:宗教不是作为强化团体身份意识的纽带,也不是作为传统仪式和信条的遗产,而是作为一条自我转化的真正道路,来展现超越一切的实相。因为在本体论的秩序规则中,正是这种实相拥有至高的位置,由此而得出结论:在价值等级中,精神价值应当赢得人们最深的敬意。

 

真正的精神价值并不会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相剥离而存在于自我封闭的领域。相反,他们充溢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它们保持在一个统一的愿景下,并引导它们趋向至善。因此,在一种健全、合理的社会秩序中,精神愿景将会主导经济和社会政策,并确保后者不至于以平庸终结,而是志在超越自身。在佛教文化主导的社会中,最高的善是“涅槃”,经济和社会生活被视为向“涅槃”迈进而提供的良机。尽管,能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可能只是那些弃世苦行者,但佛教的方法仍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泥淖,清晰、准确地阐述了迈向终极目标所需的步骤。故而在佛教的社会秩序中,为世俗生活所进行的不懈奋斗,并不只被视为一系列需要技术措施来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被看做培养思想和心灵美德,以此通往那终极目标的良机。这让我们明白佛教型社会关于发展的终极意义:通过提升戒、定、慧达至最高的开悟,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一个真正的佛教型社会,会通过培养僧团(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团体)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来设法使它的成员实现这一愿景。作为回报,这些出家人会以佛陀的教法引导更广大的群体,他们会为那些已从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抽身出来、献身于神圣生活的人提供精神范例。

 

最后一个词是“呼吁”。看起来我像是在纸上描绘了一幅美丽、迷人,但却理想主义十足、行不通的蓝图。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种说法。实践这样的模式将会障碍重重,因为它将唤起拥有巨大财富和权力的强势部门的顽强反对。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一个稳步迈向全球民主化的世界中,社会组织形式的最终决定权必须取决于人民,取决于你和我。当一个系统所采用的方式给少数人带来了奢侈的利益,却给多数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贫困时,它将不再有使人信服的理由继续下去。所有对它的维护,都受控于精英分子赤裸裸的野心,以及他们为向普通民众隐瞒真相而编织的欺骗网络。

 

如今,这个欺骗的网络正在诸多领域中消融:在生态灾难中,在失业扩增和经济不公方面,在犯罪、剥削和随处可见的社会堕落大潮中,尤其是在那些集中了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大多数人已经见识过科技进步和资本全球化的海市蜃楼,他们意识到这个系统是无法维持的,事实上这个系统最终也会对它的受益者产生危害,一如先前那些受害者。在基层组织、反文化运动和选择性智库等很多领域中,都在努力寻找在新世纪中保护这个星球的方法。对这些人,佛教提供了一种既高远、超群,又能以易懂的表达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深奥实相诠释清楚的思想。为了所有众生的福祉,从精神的高度和现世应用的角度宣示这种思想,是佛教团体的责任。

 

文章来源:http://www.bps.lk/olib/wh/wh438.pdf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2.26

翻译:杜杰、刘爱玲、付瑶

一校:杨力伟

二校:才吉

终审: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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