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禅修、免疫细胞端粒酶活性和心理介导因子(下)

Intensive meditation training, immune cell telomerase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mediators

 

 

4. 结果

4.1. 样本描述

 

大部分(67%)参与者拥有较高学位,或受过研究生或专业训练,部分(31%)拥有大专学历或学位,少数(2%)低于高中教育水平。他们的年平均收入是6-7万美元,少一半已婚(41%),剩下的独身(19%)、恋爱(15%)、离婚(12%)、同居(6%)、订婚(5%)和鳏寡(2%)。参与者中64%是欧美裔、14%欧洲裔、12%拉丁裔、4%混血和3%亚裔美国人。70%参与者居住在美国,剩下30%居住在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欧亚国家。组与组之间在社会人口变量上没有明显区别。

 

闭关前后,禅修者的体重指数(BMI)出现了明显减低。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F(1,53)=7.52,p<0.01,双尾检验],在检测了端粒酶活性的组员中也注意到存在同样的趋势[F(1,34)=3.79,p=0.06,双尾检验]。虽然闭关前后的组间BMI没有变化(见表3),但禅修组的BMI在闭关前后显著减少(t=2.74,p<0.05,双尾检验),而对照组却没有发现相同现象(t=−1.35,p=0.19)。相似的趋势也在检测了端粒酶活性的组员中出现,禅修组的BMI出现了明显降低(t=2.52,p<0.05,双尾检验),而对照组则无显著变化(t=−0.60,p=0.56)。

 

 

 

4.2. 闭关后禅修组和对照组端粒酶活性差异

 

对照组中,有位组员的端粒酶活性值超过对照组平均值的2.5倍标准差,因此被剔除、不计入后续分析。对照组和禅修组在误差方差检验方面是齐性的[Levenes’s检验; F(1,38)= 0.53, p = 0.47 ],此时禅修组(W = 0.94,p = 0.40)和对照组(W = 0.94,p = 0.13)均为正常分布。

 

在控制了年龄和闭关后BMI的影响后,发现闭关禅修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主效应[F(1,36)=3.01,p<0.05],即禅修组的端粒酶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见图2)。部分埃塔平方=0.077,这说明分配到禅修组或对照组能产生7.7%的结果差异;以影响程度常用标准来衡量,这个影响是很微弱的(Cohen,1992);而辅助变量年龄[F(1,36)=0.02,p=0.90]和闭关后BMI[F(1,36)=0.01,p=0.92]的影响不显著。

 

 

2.禅修组闭关后端粒酶活性显著增强(p<0.05,误差线:±1SEM)

 

4.3. 组间心理变化比较

 

相比对照组,禅修组成员的报告中,正念、生命目标感、主观控制感等方面进步明显,而神经质明显降低(见图3)。也就是说,在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明显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影响了正念[F(1,53)= 16.97,p < 0.0001 ]、生命目标感[F(1,55)= 10.54,p < 0.0001 ]、主观控制感[F(1,55)= 11.83,p < 0.0001]和神经质[F(1,55)= 9.07,p < 0.0001]。这些交互作用来源于禅修组的心理变化,在闭关前后,组员个人心理测评分值(平均值M±标准差SD)显著升高的有:正念(5.36±0.69升到 5.85 ± 0.67;t = −5.30,p < 0.0001)、生命目标感(5.59 ± 0.83升到5.84 ± 0.68;t = −2.31,p < 0.05)、主观控制感(5.32 ± 1.04升到5.81 ± 0.71;t = −3.77,p < 0.0001),而神经质得分则显著减少(3.26 ± 1.14降到2.82 ± 1.05,t = 2.89,p < 0.001)。闭关前两组在生命目标感、主观控制感或神经质方面的得分没有差异,只有禅修组的正念分数确实稍高(见表3)。与闭关前相比,闭关后两个组在生命目标感、主观控制感以及神经质方面存在差异,而正念方面的差异更显著(见表3)。检测了端粒酶活性的成员也存在同样的差异模式(见表3)。

 

 

3.禅修组成员在正念、生命目标感、主观控制感方面得分增长、而神经质得分降低。所有测量项目的组别(禅修/对照)×时间(闭关前/后)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p < 0.0001;误差线: ± 1SEM)。注:为了对比变量之间的差异,此图所示仅为完成全部四种量表者的得分。

 

4.4. 心理变量的改变介导了端粒酶活性组间差异

 

下列数值来自回归介导分析步骤。首先,根据图4和图6所示的路径图计算回归系数;然后,间接(中介)路径的点估计值及置信区间以回归系数乘积(路径a*b)进行计算,该系数乘积通过自举法步骤得到,如下所述。

 

 

 

4. 主观控制感、神经质和生命目标感的变化明显介导了端粒酶活性的组间差异。路径值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是标准误。正文中有与回归系数对应的t-检验值。下面的点估计值代表由(自举法)路径a和b的乘积得出的中介(间接)效应。(A)分组能够明显地预示闭关后端粒酶活性。(B)主观控制感的变化明显介导了组间端粒酶活性的变化(n = 38人,点估计值 = 1.56;BCa = 0.24–3.9)。(C)神经质的变化明显介导了组间端粒酶活性的变化(n = 38人,点估计值 = 1.50;BCa = 0.29–3.8)。(D)生命目标感的变化明显介导了组间端粒酶活性的变化(n = 38人,点估计值 = 1.28;BCa = 0.29–3.4)。*p <0.05;**p <0.01;***p <0.001。

 

 

 

5. 对照组(左)和禅修组(右)闭关后端粒酶活性与主观控制感(图上)、神经质(图中)和生命目标感(图下)的变化的函数关系。(参照图4.了解统计方法及显著性)

 

正念水平的变化没有明显介导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的组间差异(点估计值 = 0.71;BCa = −0.55至2.39),其中介效应只占总效应34%。

 

主观控制感的变化明显地介导了闭关后组间端粒酶活性的差异(见图4B和图5A)。换句话说,如果把主观控制感变化所致效应(点估计值 = 1.56,BCa = 0.24–3.9)包含在内时,会发现组效应明显减少(从路径c到路径c’),降低到无明显相关的程度(t = 0.70,p = 0.25)。主观控制感变化所致的间接介导效应在总效应(见图4A)中占60%。点估计值为正值说明参与者的主观控制感越强,其闭关后端粒酶活性越高。

 

类似地,神经质的变化明显介导了端粒酶活性变化的组效应(见图4C和图5B)。也就是说,如果把神经质变化所致效应(点估计值 = 1.5,BCa = 0.29–3.8)包含在内时,会发现组效应明显减少,下降到无明显相关的程度(t = 1.53,p = 0.23)。神经质变化所致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57%。路径a和b的点估计值为正值而系数为负值(见图5B)说明,参与者的神经质越低,其闭关后端粒酶活性越高。

 

生命目标感的变化也显著介导了端粒酶活性变化的组效应(见图4D和图5C;点估计值 = 1.28;BCa = 0.29–3.4)。也就是说,如果把生命目标感变化所致效应包含在内时,组效应变得不明显(t = 0.83,p = 0.21)。生命目标感变化的间接介导效应占总效应的48%。点估计值为正值说明参与者的生命目标感越强,其闭关后端粒酶活性就越高。

 

虽然禅修组BMI发生下降,但并未明显影响闭关后端粒酶活性(r = 0.10,p = 0.36,单尾检验);此外,BMI的变化也不能明显解释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的组间变化(点估计值 = 0.17,BCa = −0.07至1.86)。

 

4.5. 正念或生命目标感改变介导了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的变化

 

正念水平改变明显介导了主观控制感的变化(见图6A)。也就是说,如果把正念的变化(点估计值 = 0.15,BCa = 0.02–0.33)包含在内时,禅修组和对照组之间的主观控制感差异就显著减小(路径c到路径c’)。其中正念变化介导的差异占总差异的29%。点估计值为正值说明参与者的正念水平越高,其主观控制感越强。然而,正念水平的改变只是部分(而非全部)介导因素,因为直接效应(路径c’)仍然很显著(t = 2.09,p = 0.02),说明还有其他变量参与了介导。

 

 

 

6. 正念水平和生命目标感的改变是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组间变化效应的、显著的部分中介因素。路径值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是标准差。回归系数相应的t-检验结果请见正文。下列点估计值代表由(自举法)路径a与b乘积所引发的介导(间接)效应。(A)正念水平的改变显著介导了主观控制感变化的组效应(n = 56;点估计值 = 0.15;BCa = 0.02 – 0.33)。(B)正念水平的改变显著介导了神经质变化的组效应(n = 56;点估计值 = −0.23;BCa = −0.45至 −0.09)。(C)生命目标感的改变显著介导了主观控制感变化的组效应(n = 58;点估计值 = 0.25;BCa = 0.11–0.48)。(D)生命目标感的改变显著介导了神经质变化的组效应(n = 58;点估计值 = −0.14;BCa = −0.31至−0.04)。*:p < 0.05;**:p < 0.01;***:p < 0.001。

 

类似地,正念水平改变介导了禅修所致的神经质变化(图6B)。也就是说,把正念水平变化所致效应(点估计值 = −0.23,BCa = −0.45至−0.09)包含在内时,神经质变化的组效应就显著下降了(路径c到路径c’)。其中,正念水平变化的介导效应占总效应的44%。点估计值为负值表明正念水平升高将导致神经质减少。然而,虽然直接效应(路径c’)降低到不显著相关,但其确实比较接近显著水平(t = −1.42,p = 0.08),这说明可能还有其他变量参与了介导。

 

生命目标感改变显著介导了与禅修相关的主观控制感变化(图6C),将生命目标感改变所致效应包含在内时,主观控制感的组效应显著降低(点估计值 = 1.56,BCa = 0.24–3.9),生命目标感变化的介导效应占总效应的43%。相似地,生命目标感改变也显著介导了与禅修相关的神经质变化(图6D),将生命目标感改变效应包含在内时,神经质的组效应显著降低(点估计值 = −0.14,BCa = −0.31至−0.04),生命目标感改变所致效应占总效应的30%。这两个效应的点估计值正负情况表明,随着参与者生命目标感的增加,主观控制感随之增长,而神经质指数降低。生命目标感的改变也仅仅是这两者发生变化的部分介导因素,因为即使包含了生命目标感改变的效应,主观控制感(t = 1.98,p = 0.03)和神经质(t = -2.10,p = 0.02)的直接组效应仍是显著的。

 

4.6. 介导效应的解释

 

由于在回归介导分析中应用自举法是相对较新的方法,在此以图4B中的数据简要加以解释。点估计值1.56表示由主观控制感变化(路径系数c–c′)所致的组效应对端粒酶活性的影响程度,在数学上相当于系数乘积(路径a*b)。所以,禅修组的端粒酶活性值比对照组(平均)高出约1.56单位,这效应可解释为通过主观控制感变化这一间接路径所致。但这只不过是观察到的总组别差异的一半左右(见图2),能解释总效应的60%(路径系数a*b/c)。

 

因为一个给定的点估计值来源于点估计值的大样本分布(只有在样本量n足够大时才为常态分布),因此不能用点估计值误差的标准化来计算相对于常态分布的显著性,而应该用置信区间来进行计算,此时要针对每种样本分布对置信区间的偏移和偏差进行校正。因此图4B中的点估计值1.56具有显著意义,因为其校正后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4.7. 基线效应

 

在临床干预研究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基线效应”,对那些一开始(即“基线”)就比较危急的参与者来说干预效果更为明显。换句话说,初始功能状态与后续功能状态的改变显著相关。这种效应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控制的变量(Khoo,2001;Tein等,2004 ; MacKinnon等,2007),因为在设计未来的临床干预措施时,了解到谁最有可能从中获益很重要。

 

分析发现本研究中存在基线效应,在基线时心理功能状态不佳的参与者在闭关后进步最大:(对年龄和闭关后体重指数进行控制之后的)禅修组成员的基线心理评估值,在控制了年龄因素后,与正念(r = −0.38,p < 0.05)、生命目标感(r = −0.59,p < 0.0001)、主观控制感(r = −0.71,p < 0.0001)和神经质(r = −0.45,p < 0.007)的变化(闭关后减去闭关前)呈负相关。因为初始心理功能状态与后续心理功能变化显著相关,因此初始心理功能状态也与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相关:闭关后端粒酶活性越高,对应的基线主观控制感(r = −0.66,p < 0.01)、生命目标感(r = −0.55,p < 0.05)越低,而对应的基线神经质(r = 0.41,p < 0.08)越高、其相关性接近显著。

 

即使基线值被当作协变量处理时,端粒酶活性的组间效应仍显著地由生命目标感、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所介导[(点估计值 = 1.07,BCa = 0.02–3.10)、(点估计值 = 1.37,BCa = 0.11–4.02)、(点估计值 = 1.53,BCa = 0.24–3.25)]。(由于样本量限制,将基线心理变量值计为协变量的模型中,未将年龄和BMI计入协变量)即便如此,本研究还是把基线效应看做是相关的研究结果(而非需要加以控制的问题);而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对那些压力敏感性基线值高,压力顺应性、正念和生命目标感基线值低的参与者来说,介导效应更强。

 

5. 讨论

5.1. 概述

 

端粒酶对预防早期端粒缩短非常必要,(通常)早期端粒缩短能更早地预示死亡(Blackburn,2000;Cawthon等,2003;Kim等,2003;Epel等,2009b)。通过改变主观控制感和消极情感来提高免疫细胞端粒酶活性的干预措施在临床上非常重要,因为除了两种例外(Fauce等,2008;Ornish 等,2008),目前没有哪一种已知的药理学或行为学干预措施有这种益处。端粒酶与主观压力感也呈负相关(Epel等,2004),而禅修可减弱这一心理因素(Brown and Ryan,2003;Nyklíčke and Kuijpers,2008)。本研究首次探索了禅修与端粒酶活性的关系,并发现通过密集禅修训练,禅修组比对照组拥有了更高的端粒酶活性。

 

本研究还检测了主观控制感和消极情绪(神经质),发现它们在禅修中得到了改善,并导致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的组间差异。而且,本研究首次把“生命目标感”视为禅修开发出的一项心理素质,它介导了禅修相关的压力顺应性和易感性的改变;既往研究发现“看到好的一面”(给逆境赋予正面意义)的心态能够减少心理、生理压力,而本研究为此又增添了新的证据。

 

5.2. 端粒酶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的整合

 

本研究发现禅修组端粒酶活性提高,这与最近一项探索性研究的结果一致;该研究的参与者是早期前列腺癌患者(Ornish等,2008),全面改变其生活方式后(包括进行少量冥想或瑜伽),端粒酶活性提高了。这一提高与参与者汇报的、与病情有关的“侵入性思维”数量减少特别相关。由于禅修的目标之一是减少侵入性思维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该项研究中,端粒酶活性增加很可能部分来自禅修所产生的效应。

 

其次,本研究中主观控制感、神经质的改变与闭关后端粒酶活性之间的联系,与既往研究所报道的结果是一致的;既往研究发现慢性疾病儿童的护理者,其主观压力感与免疫细胞端粒酶活性呈负相关(Epel等,2004)。本研究指出,心理压力的两个特定面:主观控制感、消极情绪或神经质,可能是这种关联的基础。然而,必须注意这些数据和Epel等(2004)报告的结果之间有个区别:本研究着重于探索心理变量的变化与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的关系,而不是探索某个时间点上与端粒酶的关系。将对照组和禅修组联合起来进行横向检测时,未发现闭关后心理学变量和闭关后端粒酶活性之间有显著联系(r值范围从−0.04到−0.10)。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与闭关后单一时间节点相比,(主体内)分值变化相关的测量误差可能较低。

 

端粒酶活性组间差异的临床相关性很难确定,因为探索端粒酶活性与其他心理、生理因素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的缘故。但在Ornish等(2008)的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线索,他们发现全面改变生活习惯后,端粒酶活性增长了约30%。在临床相关性方面,Ornish等检测了一些心血管疾病因子,发现端粒酶活性增长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显著相关。端粒酶活性水平升高也与应激激素肾上腺素水平的降低相关(Epel等,2006)。虽然由于方法学上的差异,不能把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效应大小直接进行比较,但证据显示端粒酶活性增高和某些特定心血管疾病因子的降低有关联。最后,虽然一些研究报告端粒酶长度与疾病(Lin等,2009b)及心理应对(Epel等,2009a)有关,但端粒酶活性的特定变化范围与临床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确定。

 

5.3. 禅修的益处从何而来:正念?

 

本研究里,闭关禅修主要设计用来培养专注技巧及对禅修对象无散乱的念念专注,这种专注力是正念的特性之一,类似于那种维持内心专注于目标的能力(确实,其他研究中同样的闭关禅修者,其专注技能显著提高了;请参阅:MacLean等,2010;Sahdra等,出版中)。

 

本研究使用的检测模型部分基于如下观点:(相对于将注意力分散到不确定性和困难上)提高目标专注力和聚焦力,能使我们对可能产生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想法作出低危险性评价,以此能减少心理和生理压力(Epel等,2009a)。换句话说,注意力训练可以增强个人对思想和感受的控制,能让人不再思前想后而将注意力回到当下。这种认知上的变化能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相关资料的综述请参阅:Nolen-Hoeksema,1998;Epel等,2009a)。

 

这个观点和既往研究保持一致,即都认为意向性地正念能使人不至于过高估计各种压力的危险度、更愿意“解决性”应对(即主动面对问题)、更少回避性应对(Heppner and Kernis, 2007; Weinstein等,2009)。本研究的模型也和既往研究一致,都表明良好的应对策略介导了正念对幸福感(Weinstein等,2009)、端粒长度(Epel等,2009a)的影响。

 

本研究测试了正念是否在禅修改变端粒酶活性和心理状态的过程中充当介导因子。虽然正念对端粒酶活性的组间差异没有显著影响,但正念水平的提升能部分导致两个焦虑影响因素的变化,即导致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的变化。这个结果说明正念可能会通过影响评估压力的心理变量,进而影响端粒酶活性。由于本研究样本规模有限,妨碍我们用更复杂的模型来正式地验证此观点。

 

鉴于正念是禅修培养出来的,而且和正面情感正相关、神经质负相关(Giluk,2009),因此最近一些研究和本研究都认为正念具有中介作用。然而,正念也可能与其他心理过程具有双向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提高正念水平能减少反刍思维造成的焦虑、增强与积极再评价相关的控制感(Garland等, 2009、2010;Borders 等 ,2010 ),但这种影响也可能是相互的;比如,既往研究发现焦虑感变弱或控制感增强能提高正念水平,而诱导焦虑情绪则会破坏注意力(Fox and Knight,2005)。

 

为了用现有数据初步探索这个问题,本研究用两个独立的“可变方向模型”测试了这种双向作用,测试以正念水平的变化作为因变量,而主观控制感或神经质的变化作为中介因素。(在使用“原方向模型”时,用90%的CIs做单尾检验,年龄作为协变量包括在内)无论主观控制感作中介(点估计值=0.08,BCa=0.02–0.21;介导效应比例=0.19),还是神经质作中介(点估计值=0.11,BCa=0.02–0.25;介导调节效应=0.2),介导效应都非常显著。但是,与“原方向模型”比较时,“可变方向模型”的介导效应规模下降,其中主观控制感效应下降了约30%,神经质效应下降了约50%。

 

这些结果表明正念对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的影响,远超过后两者对前者的影响。虽然本研究中禅修训练就是设计用来提高正念水平的,虽然可变方向模型更多地证明正念是一个预测变量、而非因变量,但正念与其他变量如何关联仍然有待解答。对于正念的作用,本研究仅得出一个试验性结论,建议在将来的研究中,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减少实验操作中与正念混杂的其他变量。

 

5.4. 禅修的益处从何而来:生命目标感?

 

禅修和其他冥想练习能提高生命的目标感和方向感,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表现在人们关注和优先考虑的事情,从享乐转变为更深层的内心知足和更希愿提升人类福祉(Nanamoli and Bodhi,1995;Wallace and Shapiro,2006)。本研究的实验模型设计包含了目标感,并基于如下理念:“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这样的总体评价,将影响个人对环境压力的评估,让人拥有更灵活的应对措施,并具备更高的压力顺应能力(例如:Bower等,2008)。

 

这个理念和既往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内心有强烈的意义感时,主观心理压力就比较低(Okamoto等,2007);同时也与一些研究证据保持一致,即:给一个消极的环境注入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将使心理适应能力提高、生理应激反应更为适当(Folkman等,1997;Epel等,1998;Bower等,2008)。本研究发现,禅修可致生命目标感提升,并介导两个主要压力决定因素发生改变,即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的改变;同时也介导了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的组间差异。

 

就我们所知,这是在禅修训练背景下探索生命意义的第一批研究数据。

 

纵向研究表明,如果想在有压力的生活环境中改善情绪,首先要具备从中发现意义的能力(相关综述请见:Helgeson等,2006;Bower等,2008);而Fredrickson等(2008)也发现这种能力是可用于预测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的介导因子;鉴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把这种能力看做一种始动因素。

 

然而,生命目标感与主观控制感、神经质之间的作用也可能是双向的。为探索这一关系,本研究用两个独立的“可变方向模型”测试了这种相互影响。在这两个独立模型中,生命目标感的改变被当作因变量来分析,而主观控制感或神经质的变化则当作介导因素(用90%的CI进行单尾检验,用年龄做协变量)。

 

结果表明:在“可变方向模型”中,无论是以主观控制感作为中介因子(点估计值 = 0.26,BCa = 0.12–0.48;中介效应比例 = 0.48),还是以神经质作为中介因子(点估计值 = 0.13,BCa = 0.02–0.29;中介效应比例 = 0.24),介导效应均非常显著。这个比例与“原方向模型”中的比例相近,显示生命目标感跟主观控制感和神经质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关系。

  

虽然从“可变方向模型”所得结果与Fredrickson等(2008)的“因果模型”所得结果相互矛盾,但本研究的假定中介因素与结果变量之间的效应趋势却与既往研究保持一致。不过,本研究并不能完全证实两者有因果联系。例如,Fredrickson等(2008)使用的“因果模型”显示,进行禅修可使正面情感日渐累积,进而扩大禅修者的心胸,建立起一条心理成长通道,使生命目标感、正念等特定心理素质不断扩展、增长,而这相应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减少了抑郁症状。但本研究没有测试这一模型。

 

有趣的是,与心理幸福感其他方面不同,生命目标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Ryff and Keyes,1995)。与此同时,在老年人中,那些声称具有较高生命目标感的人都较长寿、死亡率较低(Boyle等,2009)。鉴于平均端粒长度可预测死亡(Cawthon等,2003;Epel等,2009b;Njajou等,2009),将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去探索,是否由有效维护端粒长度将高度生命目标感与长寿联系在一起。虽然本研究样本规模较小,但研究结果振奋人心,即生命目标感可能反映了某种认知转移,这种转移重塑了两种压力决定因素——神经质和低水平主观控制感,并促进端粒酶活性提高。

 

5.5. 局限性和未来方向

由于未进行端粒酶活性预检、样本量小、对照组人数有限和一些异常样本特点等原因,决定了本研究的成果只能是探索性的,应该提高研究规模来对其进行重复验证。

 

5.5.1 端粒酶基线值

本研究不太圆满的地方是没有测量端粒酶基线值(译者注:指未测量闭关禅修之前的端粒酶活性值。没有这个值就不能准确判断闭关后端粒酶活性的变化情况),因此禅修导致端粒酶活性增强只是个初步推论。然而,由于禅修组的基线心理功能与后续心理功能变化、闭关后端粒酶活性改变成反比,可以推测(相对闭关后)该组闭关前的端粒酶活性较低,这与该组闭关前的心理功能欠佳似乎是相应的。

 

5.5.2 . 对照组的局限性

 

另一个局限就是对照组与禅修组的条件不完全一致,因为在禅修中心不会有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对照组原本应该在禅修中心处于对照环境,并由同一个禅修教师轮流教导,这是最理想的,但实际做不到。本研究的对照组确实与禅修组有相似的兴趣和背景,我们也的确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禅修组和对照组进行检测,但禅修组有三个月时间远离日常生活的压力,这也许部分造成了禅修组的端粒酶活性增加以及心理功能改善。

 

本研究想通过几个额外的分析来处理这方面的局限。首先,确定禅修时间总量能否预测研究变量的变化。由于这次闭关的要点是修习奢摩他,本研究统计了修习奢摩他的总时间,以及用在每一种具体练习上的时间,包括:(1)正念呼吸;(2)观察思维活动;(3)观察意识的本质。结果发现练习正念呼吸的总时间可预测正念水平自我评估值的增长,即使在控制了正念基线值(即闭关前的值)和年龄因素后也一样(r = 0.39,p = 0.02,单尾检验)。但是,禅修总时间却与生命目标感、主观控制感、神经质或者端粒酶活性的变化没有显著关联(p > 0.05,单尾检验,全部如此)。

 

其次,本研究检测了所有闭关者各种心理指标的变化在闭关后约5个月是否仍然存在,此时他们已回到正常环境中。结果发现通过闭关获得的有益变化仍然存在。对禅修组而言,与闭关前相比,跟进调查时发现神经质(t = 3.29,p = 0.04)、主观控制感(t = 1.82,p = 0.04)、正念(t = 2.27,p = 0.02,单尾检验)三者变化仍非常显著,除了生命目标感之外(t = 0.71,p = 0.36)。

 

本研究分析了闭关结束后续期间,心理素质变化的维持与此期间进行禅修练习有无关联,禅修练习的程度用闭关结束后练习奢摩他的小时数(±SD)来衡量(平均 = 104.6 ± 138.9,范围 = 0–570)。对主观控制感(r=0.39,p=0.03,单尾检验,控制了闭关前主观控制感及年龄因素之后)和正念(r = 0.34,p = 0.05,单尾检验,控制了闭关前正念水平及年龄因素之后)两者来说,相关性非常显著。

 

综合以上数据,正念禅修练习与闭关后心理素质变化持续存在,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至少部分心理变化不能简单地用参与者脱离日常生活3个月来解释。

 

我们已经认识到,禅修组成员可能会因为他们对闭关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而觉得在填写调查表时应该往好的方面写。但鉴于心理素质的变化与闭关后的端粒酶活性是互相关联的,本研究认为仅仅为了报告收益而报告的动机成分较少,更多的还是因为自身体验到收益而报告,就像有些证据充分的安慰剂案例一样,确实是因为有效而报告的。

 

而且,不能推测说,因为禅修组成员普遍持有积极的期待心理,所以他们在最后得到了积极的体验;虽然情感体验可能与事先期待有关(Klaaren等,1994;Wilson等,1989),但这可能只会在某些具有特殊性格特征的人身上体现出来(Besser and Shackelford,2007)。

 

此外,人们认为高度神经质与情感体验的负面期待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对计划度假这样令人愉快的事情也不例外(Besser and Shackelford,2007)。而在本研究的数据中,一开始神经质程度较高的参与者,多数报告从闭关中获得了更多情感方面的收益(见本文“4.结果”中的“4.7基线效应”)。这种倾向似乎与用认知失调来解释本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但不管怎样,认知失调这个问题应该在将来的研究中去专门探索,要在一开始就明确地检测禅修者的心理预期,并把它们与训练产生的客观结果,如端粒酶活性值,来进行比较。

 

5.5.3 . 样本量小所致统计学局限

 

本研究所得数据提示可能存在某些作用模式,但由于样本量小的限制而没有直接对其进行验证,但在将来的研究中会考虑进行探索。例如,研究结果显示正念可能会通过调节心理压力而间接影响端粒酶活性,而不是直接影响。此外,从心理变量间的关联以及间接效应的比例这两者可以看出正念和生命目标感的介导路径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如果用一个多重介导模型来平行检测和对比这两种路径,就能更好地估算这些间接效应的相对独立性。最后,(鉴于基线特性水平各异)在不同的介导模型中,可采用闭关前心理测评结果作为调节因子,这样就能在模型中模拟基线效应(即开始时越差的参与者获益越大),也就能估算不同基线值时,间接效应的相对大小。在为特定人群提供量体裁衣的临床干预时,这样做也就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例如Tein 等(2004)在进行节制治疗前,就用介导基线来整合基线值。

 

在未测量端粒酶活性基线值和小样本情况下,虽然应用变化值让我们得以用研究结果建立模型,但是将变化值用于回归和基于回归的介导分析是有争议性的,为此本研究建议来者尽可能使用以基线值为预示因子的研究模型。

 

5.5.4 . 区分禅修种类

 

本研究中,虽然闭关禅修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专注技巧,但同时也传授和练习了产生慈爱心态(如慈心和悲心)的方法。这可能是禅修影响端粒酶活性的另一途径。例如Pace等(2009)最近发现,悲心禅修减轻了心理压力所致行为学和免疫学(即白细胞介素和皮质醇的生成量)反应,而这两者可能都是影响端粒酶活性的介导因子(Lin等,2009b;Epel等,2009a )。但在本研究中,不可能区分效应到底是来自专注训练,还是来自培养慈爱心态的方法。

 

5.5.5 . 总体结果

 

本研究的参与者不能代表普通人群,因为他们多数拥有高等学位,年收入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约15,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阶层,而且他们可以暂时脱离日常生活、去偏僻的闭关中心闭关3个月。目前我们不知道,如果在一个城市禅修场所、参与者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经由每周的禅修练习能否产生类似的效应。虽然之前的研究支持这种可能性,认为在这种比较普通的条件下禅修也会产生正面效果(如:Pace等,2009),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本研究参与者与普通民众的另一个不同,是他们此前都有禅修经历,而且很多对禅修有长期兴趣,并且他们都愿意脱离正常生活3个月来学习更多的禅修知识。这种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动机可能促使他们在禅修时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相应地促成了本研究所报告的效果;但这也提示普通人可能达不到同样效果,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有同样程度的毅力。当然这点还需要验证。

 

虽然本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扩展,但它关注了前所未研的端粒酶活性心理影响因素;并对一些既受禅修影响、同时又能影响端粒酶活性的心理状态和进程提出了一些相关假说。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为下一步研究拟定了几个方向,以期能找到可用于培训的禅修方法,来提升心理幸福感和延长寿命。

 

研究基金的来源和作用

 

本研究获得的数据是“奢摩他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一项大型的多方法学综合研究,目的是调查密集禅修训练对认知、情绪调节、生理学功能的影响。“奢摩他计划”的资助基金情况,总体来说包括:费策尔学院2191号基金、Hershey家族、Chade-Meng Tan、瑜伽研究和教育、心理洞察基金、圣芭芭拉意识研究学院、Baumann基金会Barney和Barbo基金,以及其他匿名和个人捐助者的资助,受资助人都是Clifford D. Saron。“奢摩他计划”还由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类研究委员会赞助一名博士后费用,受资助人是Baljinder K. Sahdra;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一名博士费用,受资助人是Katherine A. MacLean。

 

还有以公开募集参与者、服务折扣等形式提供资助的香巴拉山地中心,以租借设备形式提供资助的精神和生命学院。除圣芭芭拉学院之外,其他资助来源和资助者都与本研究的设计、数据采集、分析、结果解读没有直接联系,也与本文的写作或发表无关。圣芭芭拉学院院长Alan Wallace参与了研究的立题和审查,在整3个月期间指导闭关者禅修技巧,并写手册阐明传统正念的概念化情况;但他没有参与数据采集、分析或研究结果的解读。

 

利益冲突说明

EpelLin和Blackburn三位博士是Telome健康有限公司的合伙人,这是一个专业测量端粒酶健康程度的公司。此外没有其他利益冲突。

 

致谢

在此衷心感谢Allen Kanner博士为参与者进行心理预筛、Shiri Lavy博士进行成员分组、红羽湖医疗中心的Eileen Bartosch采集血样、香巴拉山地中心提供项目支持、C.D.S.实验室员工和志愿者、Noelle Blalock和意识与脑中心的管理人员、本研究的参与者和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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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103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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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根让巴丹

一校:yueyue﹑多杰卓玛﹑圆韧

二校:噶玛桑丘措姆﹑圆因

终审: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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